生态文学是在“生态系统”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文学流派, 是以地球整体生态利益和价值作为文学批评基础的学科。西方生态文学是伴随着现代人类活动而产生的, 是在科技革新与工业文明日益破坏地球环境, 导致生态恶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体系。其主题多以表现人类和自然事物生存状态、生态危机、社会伦理、文化特质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学在研究目标日渐清晰的情况下吸收并融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范式, 有效地提升了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 拓展了研究的向度。近年来, 生态文学研究在中国也是如火如荼, 华语生态小说不断引起海外学界的关注, 无论是有着全球百万销量的《狼图腾》, 还是《哦, 我的可可西里》《大漠狼孩》《藏獒》《银狐》《七叉犄角的公鹿》等, 中国生态文学的力量异军突起, 不容小觑。无论是中国大陆, 还是台湾地区, 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硕果累累, 遍地开花, 涌现出朱宝荣、王诺、唐克龙、鲁枢元、曾永成、孙艳华、叶平以及汪树东等一批优秀的学者。
一、生态文学批评现状
一般认为, 生态文学诞生的标志是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但是, 也有学者将生态文学追溯到自然主义文学, 将杰克·伦敦、大卫·梭罗、左拉多斯·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等一系
列作家归入生态文学的研究范畴。“文学的生态学”的概念首先由约瑟夫·米克提出。1978年, 威廉·鲁克特以“生态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为主题发表了论文《文学与生态学:到文学研究中去》。但是, 首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是格洛特菲尔蒂, 他在与哈罗德·弗洛姆合编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实验》 (1996) 中指出:人类从远古到未来, 都不会离开生态对于地球上人和物种的影响, 事实上生态学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永远都最具有实质性意义。如果说文学是人类精神的镜子, 那么这面镜子也应该有生态的思想, 所以将生态学融入文学的研究中, 显得非常必要。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中, 他们进一步强调文学批评应从生态体系框架下切入的重要性, 并指出生态批评是以地球为中心来进行文学研究的学科。
目前, 在生态研究领域内, 绝大多数声音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 其代表人物有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弗罗斯特、史怀泽、罗尔斯顿、卡尔森、雪莉·博格斯·格罗特福利、帕特里克·穆雷,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K·J·沃伦, 后殖民生态批评家西兰诺和德雷等。他们成为引领国际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的领军人物与方向标。然而, 从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SLE) 的成立到国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 (International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ISLE) 的创办, 生态批评总体采用的是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不免会落入生态批评的西方霸权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使得非欧美族裔研究边缘化, 忽略了生态研究的地域、种族、体与个性特征。因为生态批评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学研究流派, 与其他流派的文学研究方法互相借鉴, 形成新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方法与流派。[2]生态批评必须走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与地域保护, 破除西方生态批评的“泛生态主义”, 避免将任何生态文学作品都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去衡量, 无论什么作品都被扣上“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生态后殖民化”以及“女性生态”之类的大帽子, 以一把尺子裁量世界文学。生态文学不仅需要主流经典作家, 也需要接受多元化共生背景下其他民族作家的意识形态, 尊重世界民族的独特差异性, 树立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想。
二、动物小说生态研究之走向
动物小说作为生态文学的主要形式, 是生态批评研究的重要脚本。目前有关动物叙事研究多从生态文学的意义与主旨层面出发, 即在生态伦理与文学意义的框架下考察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及其生态环境的关系。但是, 这样往往会将生态研究的诸多因素归于动物与人的关系层面, 将动物的生存问题归因于人类肆意开采、环境恶化。比如唐克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动物叙事研究》、孙悦的《动物小说———人类的绿凝思》、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之思》、叶平的《回归自然———新世纪的生态伦理》、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从“人与自然”的生态二维逻辑关系考查动物叙事, 包含动物叙事一些基本的文学范式、叙述方式、文化范畴等方面的探讨。[3]这些着作通过研究张炜、郭雪波、叶广岑、姜戎、沈石溪、杜光辉等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 从生态意识与伦理诉求层面探讨当代中国动物叙事的类型特质、存在意义及自身局限性等问题。这些研究大都依附在生态文学的伦理范畴与生态主旨框架之内, 考查动物叙事文本所传达的有关动物的物种本性与生存状况, 以及人与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深入探讨自然界每个物种包括人类如何和谐相处, 并最终达成生态平衡的绿生态意义。但是这些生态批评着作大多停留在生态伦理与主旨层面, 鲜有从结构主义或者形式主义向度进行深入探究的, 因此会抹煞部分动物叙事作品的创作个性与独特品味。当下生态研究的一个瓶颈就是生态研究目的与主旨日趋显现, 然而以何种形式表达这种主旨, 以及不同种族与“边缘化”作家本土叙事对于主流生态批评的冲击等问题。比如大量有关《怀念狼》与《狼图腾》的研究都是依托生态文化思潮的类型化层面去考查狼文学所具备的特殊存在意义及其重要评价标准, 从人们既定的价值观念反映当下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 不免跌入文学批评的“泛生态主义”。
有关动物意象与特有的文化语境的联系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向度。通过对“狼文学”以及“家畜”动物的意象研究, 考察了动物叙事的文化内涵以及人文意义。比如通过对《野性的呼唤》和《狼图腾》的比较研究, 作者追本溯源分析了“狼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中的精神内涵, 考察了西方文化中“狼”的文化传承, 以及神话传说的传播和变异, 解读了东西方文化中所特有的“狼性”进入中国文化的剧烈变化、转化、矛盾与挣扎, 进而考察了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形象特质及类型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朱宝荣通过分析动物叙事中的复写、补写、改写与重写, 通过对姜戎、贾平凹、洪峰、满都麦、王凤鳞、张健、邓一光、陈应松、严歌苓、郑义、宗璞、杨志军等诸多作家相关创作的分析提出了动物叙事中的“寓言型”与“拟实型”动物意象概念, 由寓言型向拟实型转变在“动物叙事”研究中的重要性, 指出拟实型动物形象传达了作家们对动物生存处境与命运、人与动物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也在生态视域的框架内突显了拟实型动物意象这一应运时代背景而呈现出来的塑造方式及其特殊的价值意义。再如《老人与海》《雪虎》与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 从渔猎时代的动物神话、农业时代的动物寓言、童话和传说一路发展而来, 至今依旧保存着惯有的神话叙事原型模式。雪虎
总之, 生态视域下动物小说的研究是从生态伦理、文化主旨、动物意象、神话思维及民族理念等多个向度展开的, 通过对姜戎、贾平凹、洪峰、满都麦、张炜、郭雪波、叶广岑等作
家的作品的研究, 立足于生态、文化、伦理、情感价值层面的研究与系统论证;通过中外生态文学的比较, 考察中西方生态文学中动物叙事的审美及其文化渊源、文化差异等;并融入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统计学等方法分析小说的叙事特点。但是近些年的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动物小说研究通常冠之以“泛生态”的头衔, 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生态视域下动物小说的叙事研究应该从生态以及叙事两个向度同时介入, 动物小说的创作与批评一味地强调“生态性”, 必将跌入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而忽略文本的内部结构转向外部结构, 会使动物小说研究陷入“泛生态化”的批评窘境。因此,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动物小说叙事分析应该回归本土形式批评。总体来看生态文学批评多以“生态”为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人与自然以及动物的关系。从生态批评与动物叙事两个发展学科看, 二者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 将二者完全混同或者割裂都不利于生态叙事的研究。
三、关于动物生态批评的思考
当生态系统思想遭遇结构主义叙事学方法便诞生了生态叙事学, 生态叙事学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就会产生中国生态叙事研究。叙事学从“经典”到“后经典” , 从“女性批评”再到“后马克思主义”, 是叙事学科学主义接纳人文主义, 最终产生的科学与人文的媾和。但是, 近年来的文
学批评似乎有些“走火入魔”“返璞归真”, 有些缺失了索绪尔精神。由于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一些术语、核心概念及其前沿理论都源自欧美, 因此国内研究生态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难免要追赶“欧美时尚”, 走国际学术路线。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产出本土的“生态批评理论”, 如果要顺应时代潮流, 与时俱进, 与国际接轨, “拿来主义”也是迫不得已之举, 就像从布拉格学派到后殖民批评, 再到后马克思主义发展脉络一样, 中国生态文学及其批评的研究总是步履匆匆地追赶着欧美国际潮流。另外,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我们之所以要“拿来”, 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学田野生长并盛开着无数朵“生态文学”的鲜花, 它们需要有一套好的批评标准去度量。中国人对于生态的关注古已有之, 如果非要把自然主义文学纳入生态研究领域, 中国的自然主义恐怕要追溯到几千年前。老、庄、孔、孟无不信奉自然主义。从农耕社会传承而来的许多耕种方法以及中医理论都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自然主义哲学。上自《诗经》《庄子》《山海经》, 下到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大漠狼孩》、方敏的《大地绝唱》等, 皆有体现。尽管华语生态文学与动物小说的研究从根本上无法彻底摆脱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 但是生态视域下动物小说叙事的研究应该从“本土”以及“形式”两个向度同时介入。如何走出文学生态批评的“泛生态主义”, 如何走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藩篱与束缚, 树立民族生态批评的品牌, 是今后生态文学批评研究“本土化”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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