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教授之兄费振东的不平凡人生
■王淼
费氏家族
在江苏省吴江县的同里镇，费家是个大家族。
一九O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费振东出生在同里镇屯村。他的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费振东；老二是个女的，名叫费达生，曾留学日本学习蚕桑，回国后在家乡办起缫丝厂，一九三六年费孝通赴英留学之前，曾经在这位的家里养伤，同时进行社会调查，他的成名之作《“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生活》，就是依据在这里的调查材料写成的；老三名叫费青，是位知名的民主教授，解放后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一九五七年秋去世；老四名叫费霍，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一直在上海建设局任职，一九六六年去世；老五就是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九二八年，费振东的父亲因丧妻续弦，继母又生下六个孩子，不过，他们出世时，费振东正在海外，解放后才相见。
激流勇进
费振东的中学时期是在苏州草桥中学度过的。他很快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在中学三年级时，就和同学一道上街参加了“五四”运动。次年，费振东中学毕业，因报考上海南洋大学（即以后的交通大学）未被录取，改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一九二二年读完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直接转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四年制的铁路管理科。按照交通大学的章程规定，交大毕业生统一由交通部分派到铁路局工作，工资每月四十元。这在当时已是十分优厚的待遇。可是，到一九二六年费振东毕业时，他和另外六名毕业生却接到教务长的通知：江苏督军孙传芳命令他们七人不得在铁路部门工作。陆定一同志也在这七名毕业生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上海是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地区之一。上海交大是全国有影响的学校，是个名牌的国立大学。当时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搞学生会，学生运动是通过学生会来进行的，政治口号是团结救国、抵制日货、支持工人运动。到了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前后，交大学生以学生会为中心，积极参加了上海各学校的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费振东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之一。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那天，他们在上海南京路英国巡捕房门前游行示威时，巡捕房警察向学生开，交大学生陈虞欣牺牲。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被当局认为是极端分子。所以，到一九二六年毕业时，受到了不能分配工作，不能在交通部管辖的各铁路部门工作的处分。
既然得不到分派工作，费振东离开交大后，只好自谋出路。他通过父亲的朋友的关系，介绍到上海一所政法学院教了半年英文。此时，他产生了离开上海的念头。他在交大的同学中到叶贻东，希望叶贻东能介绍他到南洋去当教员。因为叶贻东的父亲在南洋做生意，同时办了一份报纸，叫做《苏门答腊民报》，正缺编辑人员，所以，叶贻东同意介绍费振东到该报当主笔。
出走南洋
一九二六年底，费振东辞去了政法学院的教职，搭上一艘法国商船，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到达了苏门答腊的棉兰。苏门答腊当时称为荷属东印度，由荷兰殖民者统治，棉兰是苏门答腊的首府。
《苏门答腊民报》是一份华文报纸，每天出四版一大张，报馆只有很小的几间房子，编辑室在楼上的一个角落里。报馆的总经理就是叶贻东的父亲叶燕浅，已年过六十。监督叫张蓝田，比叶燕浅还要老些。费振东初次拜访他们时，他两人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国民党老党员，并且拿出一张孙中山先生的委任状给费振东看，当面指示
说：
“这张报纸是国民党党报。要好好地办。”
费振东的工资是月薪六十盾，不供膳宿，这对一个单身汉的生活是够用的。开始生活倒也平静，除了编报，不时还可浏览异国的风光，考察异族的人情风俗。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费振东写了一篇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这篇文章引起了张蓝田的注意，当天他就嚷嚷费振东是共产党，不能当民报主笔。张蓝田的话是说了算数的。即日费振东就离开了报馆，另出路。
张、叶两人属于华侨中的福建帮，并有一定的势力。于是，费振东到广东帮办的广仁学校，一说就成功了，当上了该校初中班教员。他一面教书，一面设法离开棉兰，准备到吧城（即爪哇的吧达维亚）去谋生。
吧城是荷属东印度的首府，华人较多，学校规模也较大。费振东通过他弟弟费青在东吴大学时的同学谢佐禹的介绍，于一九二八年初来到吧城，在八帝贯中华学校到了个教员的职位。
吧城八帝贯中华学校是吧城华侨最高学府，设董事会，董事绝大多数是老“侨生”（指在当地出生或世代居住在外的华侨）。学校分英文、华文两部，从初小起到高中各级都有。历来是英文部教员占优势，英文部教务长掌握学校大权；教员之间交谈也都用英语。华文部教员以往大多是些老学究，在一批说
英语的英文部教员面前是吃不开的。学生也都养成一种重洋轻华的风气，学中国语文是马马虎虎，而把英语作为主要课程。到了一九二七年前后，吧城华侨中起变化，吧城《新报》的一派人士代表比较进步的“侨生”逐渐取得优势，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新报》社社长洪渊源。洪渊源是暨南大学毕业生，政治态度和国内的《大公报》相似。于是，八华学校的董事会也一度改组，
“侨生”中的进步派取得了优势，聘请了汤武杰任教务长统理英文部和中文部的教学工作。汤的爱国思想比较浓厚，他即聘任了几位国内大学毕业的人任中文部教师，费振东就是其中之一。
支援抗日
一九三三年夏，费振东应叶贻东的邀请，回到棉兰任棉兰中华商会秘书主任。
叶贻东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回到棉兰继承父亲的产业，兼任《民报》社长。费振东接到叶贻东的邀请后，他想，南洋华侨有它巩固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中下层华侨商业机关之上的。如果能团结好华侨中的商人，无论对祖国、对侨商都是有利的。于是，他辞去了八华学校的职务，来到棉兰任职。
一九三七年七月，祖国抗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在全国展开，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的号召也传到南洋。广大爱国华侨热烈响应，棉兰的华侨自不例外。以中华商会为中心，成立了棉兰华
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质上是棉兰华侨的爱国抗日募捐委员会，为避免当地政府的干扰，所以表面采用“筹赈难民”的字样，会所和具体日常工作完全附设于中华商会，秘书处主任由费振东兼任。筹赈会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公开的大规模的进行募捐汇回祖国，支援抗日；二是比较隐蔽地进行抵制日货运动。为了开展工作，费振东组织起了人数庞大的青年募捐队，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有时青年人搞得过火了一点，如割了日货进口商人的耳朵等等，久而久之势必引起荷兰殖民政府的注意和华商中做日货生意的人的反感。一九四一年底，日寇侵华更加猖狂，国际形势也起了变化。荷印政府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下，和在反动华侨勾结国民党驻棉兰领事的攻讦下，作出驱逐费振东出境决定。
被逐出境
平凡的人生
驱逐费振东出境的命令是吧城荷印总督签发的，表面文章是说：费振东是荷印政府不受欢迎的人物，请他自由出境。于是在一九四二年初费振东就携带全家迁到英属新加坡。
费振东一家五口之所以能在新加坡登陆，一则是他托朋友叶文英搞到了一张登陆证；二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说，英国政府也并不拒绝抗日分子登陆。
到达新加坡后，费振东寻思：自己在南洋已经有了十五年，今后该怎么办?华侨在南洋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新加坡又是东南亚的水陆要道，自己要在南洋生根，以办工业为最有利。因此，他和叶文英、黄
天遵合作办了一个利华公司，先从在新加坡的同乡商人陈岳书和王叔砀那里借了一笔钱试办肥皂厂，买了一套做香皂的机器，同
时又试做人造牛油。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已进入了马来亚。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市中心，英国主力舰被日本飞机击沉，新加坡已危在旦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费振东和陈岳书、王叔砀、郭后觉、温平等人，乘了一条机帆船，离了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西行，经过一昼夜，到达苏门答腊东海岸一个名叫石叻班让的小岛避难。一九四三年元旦，日寇占领了新加坡，大肆屠杀华侨，叶文英被杀害。
费振东在石叻班让住了三年又十个月，过着绝交息游、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搞了不少小手工业，如做肥皂、香烟、草纸、饼干等等。
重返棉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苏加诺执政。费振东于十月从石叻班让回到了棉兰，他的朋友叶贻东、张念遗等已为他安排好工作，请他担任棉兰华侨总会秘书主任。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印尼独立后棉兰华侨社会的变化。旧时的“玛腰”
“甲必丹”制度已经取消，随之而产生的是华侨总会，它代替了“玛腰”“甲必丹”。总会代表当地华侨向印尼政府负责办理华侨事务。总会的组织是由当地许多华侨的社团，如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学校等派出代表，选出委员组成的。这是一次革新。但是，华侨社会里的反动的国民党派和旧玛腰派，他们以驻棉兰的国民党领事为中心，对改新派（也称民主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民主派的中心和宣传机构是棉兰《民主日报》。《民主日报》是用华文出版，由邵宗汉同志任总编辑。同时还办了一张印尼文的报纸，由王任叔和几名华侨青年任主编。总商会的多数负责人是接近民主派的。费振东担任秘书主任，事务繁冗，凡华侨教育、商务、福利以及对外交涉交际等等事宜，都得亲自处理，同时，他也是民主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民主派的政治方向是，对祖国坚决拥护“五一”号召，反对内战，支持组织联合政府；对当地人民，坚决支持印尼人民独立的民主运动，反对英荷势力的再入侵；对印尼人民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对华侨内部主张
团结、互助、爱国。
贴近苏门答腊东海岸有一个小岛，名叫峇眼亚比，离新加坡很近。住在这个岛上的华侨和印尼人之间
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棉兰商会派出费振东和叶贻东前去调解。这个岛上的居民几乎完全是闽籍华侨，人数有好几万，渔业非常发达，产鱼之丰，世界闻名，而捕鱼的劳动人民完全是中国人。日寇投降后，印尼新政权尚未稳定，对这个偏僻小岛更是鞭长莫及，治理不到。在峇眼亚比邻近地区的印尼人中的不良分子，常常到这个小岛上去抢劫华人的财产。于是，华人就聚众对付，可能伤害了印尼人。印尼人则反攻峇眼亚比的华侨，事态扩大了。华侨到新加坡呼吁，公开购买武器，宣称要斗倒印尼人，对此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有所报道。印尼新政府的东海岸省长闻此消息后，先同国民党领事馆商量，领事拒绝不管。他们又到棉兰华侨总商会商量，总商会就指定费振东和叶贻东为代表，偕同苏岛东海岸省长代表沙里尔同往调解。他们乘小汽船行了一日，快靠近峇眼亚比岛时，沙里尔害怕被华侨发现而遭到毙，要求躲在舱里，让费振东和叶贻东站在船头上，手执总会会旗。峇岛的华侨果然在海面上设岗，并持有武器。费振东与叶贻东等安然登岸，同华侨相见，亲如兄弟，走进住宅区，果然见到屋内外捣毁无遗，景极凄惨。
华侨代表姓林，是个魁梧大汉，和费振东等一行进行协商。华侨代表向费振东等诉说了很多话，爽直达理，也能接受意见。他们要求费振东等和众见面，于是召开了万人大会，会场秩序井然。费振东不会讲闽南话，不好讲话，而叶贻东则讲得一口流利的闽南活，他依据总会所定原则“与印尼人民友好合作”的精神，作了讲演。大会连开了三天，讲话的人很多，都同意不咎既往，要和印尼人民和平相处，互相合作。最后，河里尔代表印尼省长和华侨代表签定协定：由当地华侨推定三名代表和河里尔
从印尼人方面指定三人共同组成临时地方自治机构，以林某为主席，主持地方行政事宜。他们的调解工作经过一周时间胜利结束。当他们离开峇跟亚比岛时，海面戒备森严的情景一扫而空，见到的是渔船风帆片片，大批中国渔民又出海捕鱼了。
再遭驱逐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政府在国内发动内战，在国外国民党的外交官也勾结帝国主义迫害进步华侨。一九四七年棉兰发生的“华中事件”就是一例。
棉兰华侨中学学生会办了个壁报，一次在壁报上转载了一篇国内发表过的揭发蒋介石卖国事实的文章。这件事传到了国民党驻棉兰领事李存根的耳朵里，于是李就通知属于保守派的保安队队长林声，拘捕了该校校长朱志辉和壁报主编费曦。费曦是费振东的长女，当时是华侨中学学生，拘捕的当天由她的母亲将她劫了出来；朱志辉扣了几天也被放回。但这件事激起了棉兰华侨的极大愤怒，华侨在朱志辉被释放的当天召开众大会，控诉林声和李存根的罪行。这引起了李存根的极大不满。
同时，棉兰华侨总会、民主日报社和华侨学校的一部分人士，如叶贻东、邵宗汉、朱培瑁、陈文博、朱志辉和费振东等约二、三十人，组织成立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目的是建立一个关心祖国政治、团结华侨走向进步的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过了一段时间，成员中有人建议和国内的中国民主同盟联系，最好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苏岛成立一个海外支部。一九四七年，他们与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取得联系，并提出了上述要求。在征得民盟南方总支部同意后，成立了民盟苏岛支部，取消原有的苏岛华侨民主同盟。根据民盟的章程和政治纲领，他们吸收新盟员，加强政治活动。这也引起了国民党驻棉兰领事的不满。
于是，印尼政府宣布费振东和邵宗汉两家被驱逐出境。在出境前，前棉兰印尼警察长亲口对费振东说：
“你的被逐是美国人和你们政府的领事的主意，不是印尼政府的本意，将来你可能再来的。”
走向光明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个晴朗的上午，费振东和邵宗汉两家的全部成员乘船离开了棉兰港口。来到岸边送行的侨胞很多，许多人含着热泪向他们告别，称赞他们在印尼华侨中所立下的功绩。船经新加坡停泊码头时，新加坡的警察用囚车押送费振东和邵宗汉二人到监狱，要他们在那里留一夜，到次日轮船启程时再用囚车押送返船。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驻棉兰领事所施的恶毒手段。按照国民党驻棉兰领事的
计划，是要把费、邵两家人押送到汕头，交给蒋介石的特务处置。在船离新加坡不久，船长突然通知他们说：
“你们的人可以在香港登岸了。”这是由于共产党在香港做了工作，才使他们幸免于难。
船抵香港码头，果然有民盟的周新民、萨空了两位负责人到码头迎接。经过党组织和民盟的安排，费振东入香港达德学院任职，教工商管理课程，邵宗汉进香港《华商报》工作。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费振东和在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搭上了由党所租赁的轮船北上，三月三十日抵达塘沽港，在天津住了两天，就进入解放了的北平。
回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祖国，费振东心花怒放，竭力为祖国和人民多作贡献。他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和《光明日报》的筹建工作。一九五O年，他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文教宣传司司长，兼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一九五四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九年秋，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工作，任编辑。一九七五年，费振东因患直肠癌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