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诗歌在现代中国
一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此诗题为《威权》，是一首典型的左翼诗，作者是胡适。《威权》的末尾有一个注释：“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诗歌非常时尚，连郭沫若为自己的诗集《女神》写的序诗，也会写成这样：“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到苏联改名蒋光赤，以示革命。1921年至1924年在苏联创作的诗歌，结集为《新梦》，皆以高亢的音调歌颂十月革命，赞美苏联的新生活。在《莫斯科吟》一诗里，他把这座昔日的沙俄帝都想象成人间天堂：莫斯科的雪花白，
莫斯科的旗帜红；
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
雪花把莫斯科装成为水晶宫。
我卧在朝霞中，
我漫游在水晶宫里，
我要歌就高歌，
我要梦就长梦。
1930年秋，左联党组负责人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蒋光慈为此递交“书”。中共《红旗日报》旋即发表“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不过，后来的左翼文学史仍然尊蒋光慈为“无产阶级诗歌的开山鼻祖”，其诗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最早的“无产阶级诗歌”。
殷夫出身富有家庭，其兄为国民政府高官，殷夫却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往情深，其最有名的诗篇《别了，哥哥》这样结尾：“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在殷夫的诗中，我们处处可以见到一个革命者的宣示，大概一个有产阶级的子弟，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为了取得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需要更多的宣示吧。试看这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
我们是旧社会中的小，
我们要斗争，要破坏，
翻转旧世界，犁尖破土，
夺回劳动者的山，河！自编诗歌
我们要敲碎资本家的头颅，
踢破地主爷的胖肚，
你们悲泣吧，战栗吧！
我们要唱歌，要跳舞。
在你们的头顶上，
我们建筑起新都，
中国诗歌会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发起，1932年成立于上海，隶属于“左联”，是与新月派、现代派相对立而诞生的左翼诗歌社团。1933年创办《新诗歌》，其《缘起》宣称：“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
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主张作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大众，表现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同时为抗日救亡呐喊。试看杨骚的一首《小兄弟的歌》（见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1月），写其投身革命出征前的激情：我今晚怎样也睡不着
我想见明早的天陷地落。
我喜欢那毁坏这个天地的狂暴，
因为这个天地是惨酷的，我憎恶。
来罢，哥哥，这碗红茶给你喝，
准备我们明天在暴风雨中唱歌。
臧克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中国诗歌会之外的左翼诗人之一。如果说他1932年的名作《老马》被解读为同情人民的苦难，臧克家本人并不以为然，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匹命运悲惨、令我深抱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心里有一种压力”，“并没有存心用它们去象征农民的命运。”（臧克家《甘苦寸心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他这一年写的另外一些诗，同情下层人民，怨刺统治阶级，却是无疑的。例如，抒写逃荒者悲情的《难民》：
日头堕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艾青的诗常常抒写中华民族的苦难，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冬天的池沼》《手推车》《我爱这土地》。而《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篇则偏重表现阶级压迫，倾诉其对于劳动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慨，是更为典型的左翼诗歌：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成为左翼诗歌的大本营。力扬于1942年发表的叙事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写一个贫苦农民家族四代人的悲剧命运及其仇恨和反抗的历程。曾祖父作为“射虎者/射杀了无数只猛虎/他自己却在犹能弯弓的年岁/被他的仇敌所搏噬//他的遗嘱是一张巨大的弓/挂在被炊烟熏黑的屋梁上/他的遗嘱是一个永久的仇恨/挂在我们的心上”，而作为“射虎者的子孙”：我纵然不能继承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20世纪40年代后期，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收录在《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续集里，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其中《主人要辞职》一首，讽刺国民党官僚自称“人民公仆”的虚伪和滑稽，传诵一时。只是这种讽刺已经打上了特定的政治斗争的烙印，一些年以后读来，还不免读出喜剧效果：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
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民粹主义在俄国获得命名，其特征是抬举底层民众，蔑视社会精英。俄国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发动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农民，同化于农民，而不是教化农民。“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是要做鞋匠。”（亨利・特罗亚：《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页）然而，列宁对民粹主义不以为然：“启蒙者满怀历史的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P139）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被认为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但民粹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的影响却更为深
远。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五一劳动节大会的演讲中声称：“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陈独秀：《劳动者底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