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师道之争：《师友箴》论战《师说》
唐宪宗元和⼋年（公元⼋⼀三年）柳宗元有《答韦中⽴论师道书》，此书信起于韦中⽴，希望以柳宗元为师，讨论何以为⽂章之事。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就讨论何以为⽂的问题作了答复，对拜他为师的问题作了否定。其云：
孟⼦称：⼈之患在好为⼈师。由魏晋⽒以下，⼈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怪聚骂，指⽬牵引，⽽增与为⾔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挈挈⽽东，如是者数矣。
韩愈写《师说》应是贞元⼗七年（公元⼋〇⼀年）的事，那⼀年春天韩愈在京师，夏天去洛阳，秋天⼜去京师，次年春夏之交再去洛阳。这与柳宗元所⾔“居长安，炊不暇熟，⼜挈挈⽽东，如是者数矣”的状况相符。韩愈为什么在那时热衷于与张籍、李翱等以师弟⼦相称呢？他在贞元⼗⼋年（公元⼋〇⼆年）的《答李翊书》中称：
待⽤于⼈者，其肖于器耶？⽤与舍属诸⼈。君⼦则不然，处⼼有道，⾏已有⽅；⽤则施诸⼈，舍则传诸其徒，垂诸⽂⽽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乐乎？
这是他表⽰⾃⼰不同于待⽤之器物，朝廷能⽤⼰，则为政施诸于⼈，不⽤则授徒讲学，垂诸于⽂字。授
师说韩愈
徒讲学，作⽂字，都是⼀种造势的⾏为，扩⼤⾃⼰社交的圈⼦。从当时韩愈的书信中，亦可知其社交的圈⼦相当⼴泛。其云：
仆⾃少⾄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七年矣！⽇⽉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不多；其相与如⾻⾁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与之已密，其后⽆⼤恶因不复决舍；或其⼈虽不皆⼊于善，⽽于已已厚，虽欲悔之不可；凡诸浅者固不⾜道，深者⽌如此。（《与崔书》）
韩愈当时的社会地位不⾼，如此⼴泛的社交圈⼦，当然会招忌。柳宗元所⾔“世果怪聚骂”，在韩愈的书信中，也能得到印证。他在《答冯宿书》中说：
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下时与仆居，朝⼣同出⼊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思之，虽⽆以获罪于⼈，亦有以获罪于⼈者。仆在京城⼀年，不⼀⾄贵⼈之门，⼈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已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致谤⽽已，不戮于⼈则幸也。
他在书信中说到“君⼦不为⼩⼈之恟恟⽽易其⾏”，可见其态度是我⾏我素。从他“不⼀⾄贵⼈之门”这句话，可见其交往的圈⼦都是⼀些尚未考取进⼠的⼠⼦。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
"加盟合作"凡举进⼠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
举城⼠⼤夫莫不皆然，⽽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宜何师？必谨对⽈：宜师古圣贤⼈。⽈：古圣贤⼈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师其意，不师其辞。⼜问⽈：⽂宜易宜难？必谨对⽈：⽆难易，惟其是尔，如是⽽已。
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去韩愈讨论⽂章作法呢？因为他开了古⽂运动风⽓之先，⾃然有后进之⼠⼦向他讨教作⽂之⽅法，写⽂章出了名，向其讨教的⼈⾃然多了。《新唐书·韩愈传》亦称：“成就后进⼠，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在韩门⼦弟中，若李翱、张籍、皇甫湜，“亦皆⾃名于时”，扩⼤了韩愈的社会影响。
韩愈是如此，柳宗元也是当时⽂章之⼤家，登门求教者何尝不是如此，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
秀才⾜下，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到仆门，⽇或数⼗⼈，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必惎之。虽若是，当时⽆师弟⼦之说。其所不乐为者，⾮以师为⾮，弟⼦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视，以为不⾜为⼀也。世久⽆师弟⼦，决为之，且见⾮，且见罪，惧⽽不为⼆也。
为什么师弟⼦的称谓在当时犯忌呢？柳宗元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
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忘。仆聊歌以为箴，⾏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
不敢⾃谓有可师于⼈者⽿。若乃名者，⽅为薄世笑骂，仆脆怯尤不⾜当也。……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斯则仲尼矣。未⾄⽽欲⾏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败国，卒中⽮⽽死。仲尼岂易⾔耶，马融、郑⽞者，⼆⼦独章句师⽿。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其⼈。吾⼦欲之，其有乐⽽望吾⼦者矣。⾔道讲古，穷⽂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师。⼈之所见有同异，吾⼦⽆以韩责我。若⽈仆拒千百⼈，⼜⾮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名，⽽不敢当其礼者也。若⾔道讲古穷⽂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闭⼝耶？
若执弟⼦礼，那就是座主与门⽣的关系了，这个相互关系就复杂了。柳宗元在《与顾⼗郎书》中说：
凡号门⽣⽽不知恩之所⾃者，⾮⼈也。缨冠束衽⽽趋以进者，咸⽈：我知恩。知恩则恶乎辨，然⽽辨之亦⾮难也。⼤抵当隆赫柄⽤，⽽蜂附蚁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乎⼈，⽽售乎已。若是者，⼀旦势异，则电灭飚逝，不为门下⽤矣。其或少知耻惧，恐世⼈之⾮已也。
接着柳宗元以顾⼗郎之⽗顾少连为例，顾少连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取进⼠六⼗⼈，诸科⼗九⼈，出于此科者皆为顾之门⽣。其云：
⼤凡以⽂出门下，由庶⼠⽽登司徒者七⼗有九⼈，执事试追状其态，则果能效⽤者出矣。然⽽中间招众⼝飞语，哗然诪张者，岂他⼈耶？夫固出⾃门下，赖中⼭刘禹锡等，遑遑惕忧，⽆⽇不在信⾂之门，以务⽩⼤德。
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是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的进⼠，出⾃顾少连门下。在顾少连的门⽣中，知恩者还是少数，⼤多数都是权衡利害关系，⽽柳宗元⾃⼰切⾝的体会，那就更不⼀样了。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讲⾃⼰当年的情况云：
蹈不测之辜，⾔沸腾，⿁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得，⼀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爲敌雠，协⼼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
柳宗元有了那⼀番遭遇，当然对有⼈求其为作⽂之师者，就不能如韩愈那样勇于担当了。为什么那么多⼈还是柳宗元讨教⽂章作法，因其⽂名在外。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
⼠，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我信，吾知之⽽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虽⽆有司，⽽⼠可以显，则吾⼀旦操⽤⼈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任，莫若索⼠。⼠不预备⽽熟讲之，卒然君有问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以应之，则⼤⾂之道或阙，故不可惮烦。今之世⾔⼠者先⽂章，⽂章，⼠之末也，然⽴⾔存乎其中，即末⽽操其本，可⼗七⼋，未易忽也。⾃古⽂⼠之多莫如今，今之后⽣为⽂，希屈马者可得数⼈，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可得⼗⼈，⾄陆机潘岳之⽐，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章之⼤盛，古未有也。
以⽂取⼈，是当时流⾏的取⼠之途，他⾃⼰也是靠⽂章起家的。其云：
宗元⾃⼩学为⽂章，中间幸联得甲⼄科第，⾄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之道。⾃贬官来⽆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章利病。
金莎什么歌好听他贬谪永州以后，仍以⽂章显于世。⽽韩愈与柳宗元这⼆位执⽂章⽜⽿者，在许多问题上，如关于历史修撰上的争论，在《⽑颖传》这类俳⽂上互相⽀持，对提⾼他们在⽂坛上的地位亦有影响。从他们往返的书信上，亦可知其书信⽂章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其传播相当⼴泛。如韩愈的《进学解》与《⽑颖传》，柳宗元都辗转得悉，可见他们的⽂章⼀出，便在⼠⼦间⼴泛流传，成为当时⼠⼦作⽂之范⽂。如果从这样的视⾓看韩愈与柳宗元关于师道的争论，实际上是扩⼤了他们在当时⼠⼦⼼⽬中的社会影响。
韩愈的《师说》作于贞元⼗七、⼋年之间，他是堂堂正正主张恢复为师之道，提倡师道之尊严，指责师道之不传久矣。其⽂云：中国免签国家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知之者，孰能⽆惑？惑⽽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师之。⽣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于吾乎？是故⽆贵⽆贱，⽆长⽆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讲的为师之道，是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传道，指为⼈之道，古⼈是讲修⼰治⼈之道。师者，要能为⼈之师表，讲究⾃⼰的德⾏。治⼈是讲为政与管理。授业，是为六艺及作⽂之道，即章句与⽂
辞。在柳宗元看来，孔⼦是授⼈以道，⽽马融、郑⽞只是章句之师，今世固不少章句师，能如孔⼦那样传道的⼈则⾼不可及，⽽章句则⼜是⾔道之⼊⼿。解惑，是指解析修道与读经中之疑惑。为师之条件，不在于⾝份的贵贱和年龄⾼低，⽽在于闻道之先后。
清炖鲫鱼那么为什么会有“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情况，⼀旦以师弟⼦相称便会引起众⼈的嘲笑呢？韩愈在⽂中说：
巫医乐师百⼯之⼈，不耻相师。⼠⼤夫之族，⽈师、⽈弟⼦云者，则聚⽽笑之。问之，则⽈：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这中间巫医乐师百⼯，因授艺的关系，历来师徒相称，相沿为习，同时孩⼦幼年启蒙之教育，历来亦是择师⽽教。⾃古以来，就有君⼦易⼦⽽教的传统。为师者既有如何为⼈之道的教育，但更多是指章句⽂辞的教导，师弟⼦关系很明确。
以来，就有君⼦易⼦⽽教的传统。为师者既有如何为⼈之道的教育，但更多是指章句⽂辞的教导，师弟⼦关系很明确。但⼠⼤夫之间的师弟⼦之相称包含着名分关系，往往是门派关系的前⾝，这是引起他⼈“聚⽽笑之”的原因，在这背后是仕途的竞争。韩愈讲：“孔⼦⽈：三⼈⾏，必有我师。是故弟⼦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已。”韩愈写《师说》，从道理上讲没有错，但这次由师道问题引起争议之背后的实质并未说清楚。
柳宗元写的《师友箴》是针对韩愈《师说》⽽⾔，那是求其实，不必⼀定要讲什么师⽣之间的名分。《师友箴》序云：
今之世，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友者，不以道⽽以利，举世⽆友，故道益弃。呜呼！⽣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已，⼜以诫⼈。
此序⽂是讲当时现实⽣活中师友之之间的实际状况，称师弟⼦关系便受⼈嘲笑，交朋友讲利害关系，不讲道义，结果是为⼈之道义被离弃，这是社会的通病。其箴⽂云：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也久死（⽛指鲍叔⽛友于管仲），⼆⼈可作，惧吾不似。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耻是指管仲，虽有缺陷，鲍叔⽛仍以之为友），谨是⼆物，⽤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丏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不忽。
为⼈没有师友不⾏，认师交友，以道义为先，不是利益驱动。符合道义，可以与傭丐为伍。不符合道义的，即使有地位若公侯者，亦与之保持距离。在师友关系上，社会风⽓之所以败坏，道义之所以离弃，是因师友相交不以道⽽以利。问题出在利益驱动，⽽这⼀点也正是柳宗元之《师友箴》⾼于韩愈《师说》之处。问题不在于名分关系，⽽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竞争带来的另⼀个问题是“富⽆经业，则货⽆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解”，结果是财富的加速流动，浸润⼈际大数据定义和概念
关系，加剧了世态炎凉，道义尽失，市场经济的副作⽤，便是加剧道义的沦丧。今天读韩愈的《师说》与柳宗元的《师友箴》，能启发我们的仅此⽽已。不是不要利，利益交换与为⼈之道义，是⼆个不同的范畴，不能把⼆者关系混淆，要承认⾼于利的道义才是为⼈之准则。
韩、柳关于师道的这⼀番议论，放到历史上考察，它开启了宋、明⼠⼤夫书院讲学风⽓之先，⽽⼠⼤夫的讲学授徒，实际上为议论时政开了⼀个⼝⼦，毕竟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我对此抱着肯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