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徐志摩诗·悲剧
作者：王学海
来源：《云梦学刊》 2013年第4期
    王学海
    （张宗祥书画院，浙江海宁314400）
    摘要：对徐志摩诗的误读，以及对他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的浅层次诠释，至今仍然贻误着读者。如果从时代背景来考察，以诗人艺术地政治介入，行进中的矛盾二重性，文化素养与生存环境的冲突，去纠正历来对几首徐志摩诗的误读。并通过对徐志摩与三位女性的深度剖析，出他与三位女性纠缠中深蕴的悲剧精神，以及此悲剧精神对徐志摩本身成功行为的一种再诘难
    关键词：误读；悲剧精神；徐志摩诗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f 2013104-0108-08
    评介徐志摩的诗，曾经陷入一个历史的“误区”，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极左思潮下的历史语境。虽然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学界以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圭臬，对徐志摩诗的评介已作了拨乱反正式的新认识，但由于历史的印痕和彼时被某些权威设定的调子未能彻底改弦，像对《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再不见雷峰》，《为要寻一个明星》，《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等诗的评介，依然被蒙受误读的尘埃而未曾拂拭，诗人也依然被认为只是写浪漫情诗的小资情调的诗人。于此，对徐志摩与三位女性（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人生纠葛，也往往被停留在情感的层面去诠释，而未能去作深入的社会学、人类学诸方面的探究，以至历史地疏漏了徐志摩在率真天性驱使下，追求真、自由与爱的过程中，其中蕴涵着的悲剧精神。
    人的认知、追求与情感，在社会环境与时代发展中会得到最为丰富的发展。在徐志摩的思想的后面，正是从艺术出发去探求人生与社会真谛，并在社会环境与时代发展中张扬着他的美学追求。徐志摩首先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抒情诗人，而是一个热心政治，积极关注社会改革，并主动投入其中的颇具政治倾向的热血青年，是一个“关怀社会”的诗人。他关怀社会现状，往往以诗去针砭欺压百姓的社会，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的诗里充盈着人生痛苦不安的主题，并以鞭挞黑暗，歌颂光明，去扩张他无限的人生追求。正由此，徐志摩才会有叛背父命，从父定的到美国学银行学易帜为学历史学。二年后，又去英国，并潜心研究罗素及韦尔思的政治思想、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的投入，去探索被他的人
生理想所认可的问道之路。《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夫读书至于怀国难，决然远迈”，“将悃悃幅幅致其忠诚”，是最好的印证、
    很显然，以这种新的探索重新去认识徐志摩的诗是极为必要的，他那以揭发黑暗，关怀民生为宗旨的诗歌创作，以“打革命的钟”（徐志摩）的艺术去政治地介入，和具有极其强烈的时代感的内涵，在诗作中体验社会的勇气与张力，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作更深入的研究。
    一、艺术地政治介入
    徐志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外为帝国列强利用科技手段，对中国本土资源进行贪婪掠夺，内为大多数百姓得不到文明教育，为了生存依然挣扎在贫困的生死线上。身置有钱家庭，不愁吃穿的徐志摩，面对日趋破败又竭力想图强的中国政治与现状，率真天性中流露出来的易位意识与人道关怀，呈现着徐志摩诗作与这个时代的多层矛盾性。在生命之流不断向前涌动的进程中，批判的理性强化着诗人心智的进化，在所谓浪漫与颓废的背后，深潜着诗人艺术地政治介入，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形式的变形，而是率真天性中的真诚所为。是诗人面对现实而使自己的艺术品有了丰富的内在的形式，是在实践主体的高度感受力与批判张力场域下的一种拉强人生为谁生死的维度。志摩写于1924年的《谁知道》，显然是诗人以象征的手法，对黑暗的旧社会把人造成如此悲惨结局的一种艺术的控诉。诗人以自己溶于劳苦大众之恶劣环境中，与诗中鬼气森森的场景产生呼应，用“冲”、“蒙”、“晃”、“缭”、“袅”之
词去营造的意象，正是一个中国贫民从黑夜里走来生存，穿过闪有一线光亮的街面（人生的原义）．又走向死亡的黑暗（现实的归宿）。这是以个体映证整体（社会）的一种诗意的批判，是指责这个腐朽的旧社会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进步的一笔，也是诗人政治情结的一种诗意的愿发。又如《叫化活该》：“我也是战栗的黑影一堆／蠕伏在人道的前街／我也要一些同情的温暖／遮掩我的剐残的余骸——”把自己和叫化（穷人）结为人生同伴，以“人道的前街”讥讽资本主义的假人道，以“剐残”这个血淋淋的词形象地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呐喊控诉，这正是诗人跳出客观的自我生存环境，进入更宽更广的现实生存环境，让自己的思考与批判进入并显示在其中，“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徐志摩）．悲民吁国，救亡在胸，一个活脱脱充满政治情怀的热血青年，跃然纸上。而且，这决不是诗人偶然的诗兴大发之浪漫，早在一年前，诗人就写出《先生！先生！》，以通俗的白话，直接为劳苦大众道出了心内的不平：坐在黄包车上假惺惺地说“没带钱”的先生在飞奔，饥饿不堪又不得不跟在车后讫讨的小女孩在跟跑：颤动的呼声与“善心”的先生：衣衫破烂的孩子与戴大皮帽的先生：飞奔，急转的车轮与赤脚紧迫，小孩的呼声。这行行句句形象鲜明的对照，与之早在一年前自英国返家的诗人，在冬天里没有住进自己富庶家庭的暖巢，而独独居住在硖石东山破旧的三不朽祠里，与一乞丐相聚为生，把这些诗作与诗人的生命实践，纳入时代的背景中去透视，诗人的言行与家庭与自我经济状况的悖论，正说明诗人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可行性与实践性，同时，也使徐志摩的这些诗，获得了时代的政治品格。为此，诗人在1925年写下的《庐山石工歌》，在诗艺上虽不作佳，但“后记”中说中国工人的精神处在黑暗与劳役中又“并不颓丧”，石工的嘁声是“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唤的
声调是汉族血赤的心声”！却无疑是把工人一族艺术（象征）地提高到了民族魂魄的地位。此类思想与见解，在诗作中粗大明显，无疑说明了诗人艺术的政治介入。
    当然，志摩的诗更多地还在于浪漫的抒情。但透过这浪漫地田园般地歌唱，我们又可见出诗人反叛的抗争和人道的精神，而在其中，艺术的政治介入亦时隐其中，并不时地印证着诗人问政忧民的政治情怀。《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可说有其代表性。诗人一开头就秉笔直书，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实的社会：“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如果我们就诗论事，那就是诗人在发出爱的呻吟（痛苦）．但这显然是低估了诗人的创作倾向和艺术价值。如果把这首诗放到时代的背景中，那么我们就会倏然悟知，诗人的“恋爱”，乃是相对封建礼教的自由而言，是一种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的替现！由此，我们再往下读：“我拉着你的手／爱，你跟着我走／听凭荆棘把我们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正是该时代一代知识学人否定和鞭挞黑暗的现实世界，追求和向往自由民主的新世界的一种时代心声。正若王德红所说的，诗人“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决绝态度，体现了五四精神——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反封建的强烈精神，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见，诗人想表现的不是这个世界如何懦怯，而是以斥责懦怯表示他的人生观：不与黑暗腐朽的现实世界一起流俗，誓为未来自由美好的新世界而与前者抗争！“逃出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徐志摩）这正是五四时期一代中国希望之人追求自由、向往新生活的时代主旋律。
徐志摩情诗    《再不见雷峰》是一首颇为耐人寻味的诗。一些徐志摩诗的研究者认为，此诗是诗人信仰理想的幻
灭史和心路历程的自叙状，认为诗的主旨在于诗人个人理想和精神追求遭受现实摧残而幻灭的一个预言和象征。但跳出此类思维去研读后你就会发见，这是诗人人道宣言的寓言式表述。且看：“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顶上有不少高抱的青葱。”大荒冢与高抱的青葱是一种明显的对比，大荒冢的灰黄与高抱青葱的翠绿，也预示二个世界彩的强烈反差与视觉冲击力。封建的不人道的摧残使人间的自由幸福成了一座大荒冢，而封建主义的必然崩溃也会象雷峰塔倒塌似地成为一座大荒冢。而那高抱的青葱，如是塌塔残存之物，该是发黄枯萎了的葱叶，但萎黄的葱叶中放一青字，恰是暗喻这青葱该是废墟上长出的新景，是倒塌成大荒冢的荒凉之下惊显的新意。而高抱，便是一代莘莘学子拥抱自由民主的一种人生态度。接着，诗人说：“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这更是一种侧面迂回式的批判（诗贵在含蓄），批判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久地延续了数千年——这“光阴应分”是时间与发展必然的摧残，也是反讽的质疑。批判在封建社会中时有的抗争与追求之星，为什么那么短闪，那么地屡遭扼杀——“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人栖息在他必须栖息的社会环境中，是知识与现实经验告知了他存在中的不合理性，于是，对生存境域的重新审视与诘问，以生命激活身体的社会躬亲为第一感悟，就会有寻求法度公平与正义的意向，并产生其言行，让其在自己的境域的生命活动中和社会众层的存在境域中去践履。诗人斥责“不应分的变态”道理就在于此。于此，诗人在这里所重复咏叹的“摧残”与“变态”，便是呼唤人道主义的一种隐语式的词汇了，当然其中也隐含着对逆来忍受，甘心为奴的中华劣根性之“变态”的指责。如是，接着我们再来读第三节“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时，便自然可以揣测塔乃是封建“镇压”自由的象征，而“掩埋”不是镇压之
镇压，恰是以“坟”之寓言指出了一种新的人道的曙光，正若鲁迅所写的《坟》，名为“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其实是“从旧垒中来”的“嘁出一种新声”（鲁迅）。为此，诗人便极自然地唱出了“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由此也可以说，一些研究者认为本诗的第二节是对雷峰塔倒塌抱有明显的惋惜之情，显然是与第三节矛盾了，且落入了一种浅层的诠释。如说第二节是人道宣言的隐语，第三节是人道提倡的寓言式的表现，前后才能相连贯和呼应。
    二、行进中的矛盾二重性
    我们在徐志摩艺术地政治介入之诗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与时代知识份子进程中历史长链的衔接，时合时离，个性生命历程充满的悲怆，情感的波澜起伏又宛实令人感喟。在这里我们亦可把握一代知识份子的时代血脉：新旧交替，各种西方思潮对心灵的撞击，莘莘学子各自驾起小舟驶向求知救国的大海，都想以科学、以教育、以艺术去改变旧中国振兴中华，而最后又呈各种不同面貌……我们完全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信息，风云变幻与个人行为的形形，也可以理喻到他们出现的合理性与时代性，更可寻见到世界文化趋向共同的统一性先兆。当然，该时的共产主义已不是一颗幽灵游荡在欧洲大地上，而是已成一种现实开始逐渐以亮崛起在欧洲而影响世界。但就在这是亮却未能在世界形成燎原之势的面前，我们的诗人能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说“俄国革命所表现的伟大精神与理想主义，如同太阳是光亮的事实一样，谁都不能否认”。称苏联是“革命可能的最彻底的一个国家”。但事后他又对俄国革命持有了偏见（当然这是他去苏联走马观花地浮掠了革命成功初期呈现一些困难和
特殊情况所致）．展开了他人生理想与追求上的第一个矛盾部。同样，在他的诗中，也明显地展开着矛盾的心态。象上述提到的《谁知道》、《叫化活该》、《先生！先生！》、《庐山石工歌》后记等，对人间丑恶的刺戳，对底层劳苦大众痛苦的呐喊，是何等地有力，何等地情绪激奋。但当我们在《深夜》里读到“怪得人错走了路？”“掉了，早秋的红艳”。这样毫无生气，怨怨无力的叹息，读到《别拧我，疼》里的“你在哪里？”“让我们死，你说。”这样绵软无神，梦死犹生的颓废之句，自然就不见了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徐志摩，而只是一个瘫倒在软肉醇酒、无所事事的时代弃儿的垃圾形象。求真的高潮与唯动物性的低落，矛盾的二重性反差是何等地悬殊。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个”矛盾中的知识分子呢？拂拭这矛盾的迷雾，让我们再回头去看看二十世纪初，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沉浮的。许纪霖说：“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着时疾时缓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列强瓜分的威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低悬在神州的半空，而茫茫大地又是国势衰败，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这在知识分子体中普遍激发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得益于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入世传统，而且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在民’原则中到了近代的印证。”但就在这时代洪流中，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趁着这新旧交替之际，正忙于制造贵族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以知识去从势媚世、谋私利已，正若杜亚泉在1919年所批判的，“此八、九年中，吾国内一切罪恶，皆当由知识阶级负责任”。于此，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追求自由，追求美与爱的徐志摩，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极大的热情，正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在民’原则中到了近代的印证”，所以即使当他遇到挫折碰到困惑表现出消级与颓废时，也并没有随俗进入“日愚日腐、昧心祸国”（钱穆）之列。
    当然，谁也否认不了怀有极大政治热情而又经常想充当社会批评家的徐志摩，对共产主义、对俄国革命和共产党都曾有过不慎之言，但当我们确信他对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和共产党只有偏见而无真正的仇恨时，倒又引出了我想对他以罗素为师参政的一点想法、关于这一点，台湾学者梁锡华认为，“志摩在一般人眼中是个诗人、文人，但他在一定程度上跟从了罗素，是个政治社会批评家”。“虽然罗素没有直接塑造志摩成为一个诗人，他给志摩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若非立心‘从罗素’，徐志摩会继续在美国攻博士学位，不会越洋赴英。这样，他就很可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徐志摩了”。但我以为就诗人的气质而论，乃是个实足的浪漫理想主义者，而以此秉性去从政师从罗素，参与社会批评，虽不失为当时时代的一种时尚，但其实是误入歧途的。当然，任何伟大的艺术家都会有一定的过人甚至是超前的思想，但思想家与艺术家毕竟是不同质的。特别是涉及政治的社会思想家，他的身上必得带有一定的浓重的政治家的彩和气质。而我们知道志摩的血管里流的恰恰是诗人艺术家之血，他象一只鹰，总是飘飞在现实的上空，以诗意的眼光去观照世界．而缺少的，恰恰是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冷峻的现实透视，以及果断勇敢的政治家的秉性。所以，他以社会批评家的身份写信给《创造》月刊告诫中国的新青年也好，撰文论辩共产主义也好，絮絮之言只能是误耗才华，妨碍了更多更精美的诗的产生。自然，我这里并没有要诗人不食人间烟火，可以天马行空之意。诗人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特别是处在新旧动荡、中西文化碰撞的世纪之交，他不可能面对风云变幻的现实无动于衷，他以诗“艺术地政治介入”，于时代于社会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又毕竟不可能是政治社会批评家，所以，他应该以诗意地栖息在这世界邀游而生发思想，而万不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批评家之状貌去说去作。在他闪烁着
五四精神和高尚追求的身上，我们似曾看到了德国17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歌德那种追求的相同点（歌德醉迷于伏尔泰和卢梭的哲学社会学著作）．但由于秉赋之异，歌德创作了具有强烈反抗精神，有勇敢的进取心，热心追求生命的幸福，救世救人的浮士德，并使浮士德最后毅然走出中世纪的书斋。而徐志摩与歌德虽具有时代、追求、才华相同之点，但他的代表作所写出的却是梦一般轻柔、星一般幽远的《再别康桥》和如诉如泣般的蜜甜杂忧愁式的《沙扬娜拉》，纯粹的《雪花的快乐》等。以思想性而论，《浮士德》巨篇远远胜于后者，但以艺术性而论，恐怕就见仁见智了。所以，就艺术论，我喜爱的，应该是不师从罗素，独自在康河里数星对月的志摩。艺术的酵母，也许在这纯净的氛围里，才会蒸发诗人更加瑰丽无比的千古佳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