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前言
J. Z. 爱门森
中国浙江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为笔者所编译的《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之前言。文中按全书的篇章顺序及内容，分为四大部分：一、非欧美传播中心理论和有关传播中心主义观念的探讨；二、欧美传播前沿理论采撷；三、全球化矛盾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四、中国传播理论面向世界的机会与挑战。四个部分中分别包含论文数篇，本前言对它们逐一展开简介，以期便利本书读者，起一个导引作用。[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09; 5(2): 1-7]
关键词：亚洲传播，亚洲中心，欧美中心，非欧美中心，中心主义，全球化矛盾，跨文化传播
《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一书，是编译者继《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后的另一国际传媒译文集。在这科技发达的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流动”时代。传播日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研究人类对传播的理解认识和运用之重要、影响之广远也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因为语言限制和时空距离等原因，国内的一些传播学者还缺乏直接与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交流的机会，编集者长期在太平洋两岸间奔
走，立意在国际传播理论间的桥梁架构上起一介微力。笔者是在汹涌澎湃、读不胜读的传播理论中遴选、编译成此书的。本书的作者们或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人，或为后生可畏的新秀，都活跃于国际学坛。以下就将全书的篇章结构，书中各选译论文的背景、选录动机、或作者的意向建树等，先依次粗略作些说明，以期对全书起一个梳理导引作用。
本书开篇是《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跨文化讨论》，有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文化全球化”的概念各陈己见，共同描绘了一幅文化全球化的图景：其中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镜湖（Jen Hu Chang ）教授认为我们的世界因为有不同的文化才丰富多彩；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前传媒学院院长D·雷·黑塞（D. Ray Heisey）教授论述了文化全球化的意义与影响；美国中国传播研究协会的奠基主席、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系陈国明（Guo-Ming Chen）教授提出了一个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模式；执教于夏威夷大学希罗分校。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的中坚学者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博士，论证了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亚洲”；捷克的纽约大学布拉格分校传播和大众媒体系主任托德·内斯比特（Todd Nesbitt）教授，辨析了全球媒介与文化变革的关系；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阿斯卡波察尔科区分校教育和传播学系卡门·德·拉·佩扎（Carmen de la Peza）教授指出全球媒介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简·塞维斯（Jan Servaes）教授讨论了构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问题；浙江大学话语与多元研究所所长施旭（Xu Shi）教授探讨了全球化、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一跨文化和国际性的讨论中，每个人提出的都是自己有代表性的观
点，文中内容既可纳入本书的各个组成部分。却又因其有一定的综合性，论题宏大，故为方便起见置于篇首。书中以下的所有篇章，则大致将其归纳入非欧美传播中心理论和有关传播中心主义观念的探讨、欧美传播前沿理论的采撷、全球化矛盾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中国传播理论面向世界的机会与挑战这四大板块中来展开。
一、非欧美传播中心理论和有关传播中心主义观念的探讨
因本书是继《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后的另一国际传媒论文译集。前一本《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是对目前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扩大和成熟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进行引介析论的一个尝试。正如该书前言中所说，传播理论亚洲中心的议题、概念和模式，丰富并拓展了多元文化和文化策略转移时期的论域，其讨论具体到了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的多方位理论层面，能使我们深化当代的社会
问题意识，进而有可能在全球化问题框架中进一步促成文化自觉、加强民族立场的思考和解决文化身份问题。所有这些都很值得关注（Edmondson，2008）。该书完成出版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还以之为博士论坛专题，颇得反响。对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议题，笔者似乎意犹未尽，所以围绕此主题又集译了6篇精彩的文章，收录在本书的第一组织板块中：
一是《传播非洲：为跨文化盟约而倡导中心性》，作者摩勒菲·克梯·阿潵梯（Molefi Kete Asante）是
美国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教授，美国当今最著名的非裔学者之一。他著述等身，是国际传播的非洲中心理论创始人。（Asante，1980）阿潵梯曾经说过：“‘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什么是对世界有益的概念体现。”而“在我们探求人类传播的本质时，这一问题却仍然首当其冲，有待解决”（p. 2）。1他（Asante，1998）还认为：“任何有关非洲文化的理解都应从一开始就完全摒弃这样的想法：在任何方面，欧洲总是老师而非洲总是学生”（p. 71）；2当我们将中心式方法运用于所有的文化与传播时，阿潵梯（Asante，2002）描述道：我们就“站在一种全新的传播体制前；其中，观众会变少，行动者会变多……以前往往保持沉默的本土人民如今成为自己人生舞台上的主要角”（p. 78）。3在本书所收的论文中，阿潵梯则指出奴隶贸易不仅戕害了数百万非洲人，打破了他们传统的生活状态，还造成了对有关非洲的真实信息的殖民控制。非洲人的信仰和话语环境遭到中断和毁坏，谈论非洲的形式和其他人心目中对非洲的看法也深受影响。他认为欧洲中心观点对非洲文化、非洲宇宙观和非洲历史的歪曲，破坏了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所以他大声疾呼在非洲历史的范畴内重塑非洲人的“媒介”身份和“自我实现者”身份，从而对非洲人作为跨文化/跨国传播者的传播渴望加以定位，并为实现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些策略。而本书编译者以为特别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一定要介绍阿潵梯的论文，还出于其传播的非洲中心论对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论所起的功不可没的启发借鉴作用。
二是陈国明的《亚洲传播研究目前的情况和发展趋向》，该文不仅便于加强读者对亚洲传播范式研究
现状的了解，还可引发对亚洲传播研究未来的思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中作者已经指出，从亚洲文化的视角寻求知识存在一种危险，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恶性循环，或者说是“文化不相容”的黑洞。这会妨碍东西方以积极的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对话。指出在眼下这一因欧洲中心传播范式的一统地位而形成的东西方相对时期，亚洲传播学者当顺应亚洲文化导向去到一条发展之路。即：压力带来转变；为了亚洲传播研究的未来，学者们应该为了新的前景而努力，使全球的传播从对立走向共荣。
三是日本筑波大学津田幸男（Yukio Tsuda）教授的《英语霸权与英语隔阂》，津田幸男教授倡导语言多元和“语言生态学”，并以反对语言霸权著名，他认为：“语言是我们人类骄傲和尊严的来源，我们的母语尤是”。因为语言与传播的重要关系，反对语言的欧美中心理论无疑也是反对欧美中心传播理论的重要组成。
四是三池贤孝博士（Yoshitaka Miike）的《亚洲对传播理论的贡献》。《中国传媒研究》（China Media Research）2007年第4期乃关于传播理论的亚洲视角的论文专辑。该文原是作者作为特约编辑为专辑所作的引言。该专辑中的十一篇文章都是从亚洲中心的优势角度出发，展示未来传播研究的方向的，那11篇文章也已经全部被收入本人所编译的《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中。而引言却因不合全书体例而未曾采用。这始终被编译者视为一憾事。该文作为专辑的引言，曾介绍了不少背景概况，而且身为传媒理论的亚洲中心的倡导人之一，三池贤孝博士对此论域很是熟悉，他强调坚持亚洲中心是要
使自己植根于亚洲文化经历之中，今将该文收在本书中，旨在供关心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论域的学者们有可参照之便。
五是威廉姆 J.斯塔柔斯塔（William J. Starosta）和陈国明（Guo-Ming Chen）的《一个有关“在家想家”的对话》，该文为他们多个传播理论的重要对话之一。笔者近年已经对这两位前驱学者和他们的数个学术对话作过介绍，陈国明（Guo-Ming Chen）教授奔波于两岸之间，除学术上辛勤耕耘，还为国际传播的健康发展做着许多服务性的事情，可敬可佩。威廉姆 J.斯塔柔斯塔（William J. Starosta）是美国霍华德大学教授和跨文化传播学科负责人，也是霍华德传媒学刊创建人，著名跨文化修辞学研究家。
1译文引自J. Z. 爱门森编译《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023 页
2同上第026 页
3同上第034 页
编译者本人认为本书中所收录的这篇对话的特别值得关注之处，是他们对全球化世界中“中心主义”作用的质疑。仔细聆听和回味他们的对话，感受得到他们一方面对文化为历史遮蔽，可能会导致文化与历史间的破坏性互动所担心，觉得中心主义可以或应该用作“一种策略的必然”，从而缓解转变的痛苦和混
乱；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预见了中心主义的做法——无论是非洲中心主义、亚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其他种类的中心主义，都有造出一种文化之茧的可能性，所以说他们认为利用文化中心主义来维护自身身份是不恰当的，指出了“应该将文化中心主义视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策略的必然，一种手段，而不能是一种目的”。号召跨文化传播学者要负起责任，想出在接受一种动态文化身份时如何去平衡文化中心主义的方案。以避免让中心主义发展成一种僵化的文化身份的后果。
六是美国夏威夷大学麻诺亚分校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教授的《早期佛教的语言传播思想》，他是《传播理论：亚洲视角》这一重要著作的编者。本书编译者也已经在几本书中介绍过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Edmondson, 2007, 2008）。佛教在数个世纪中不断发展变化，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国家，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宗派和学派。在该文中，探讨的是早期佛教对语言传播的观点。佛教在东方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及其传播方式等，编译者已经在此前的《国际跨文化传播论文精选》和《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两书中都有所涵括了。本书在篇章结构上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此前对话篇高瞻远瞩、超前思维令人信服，但让欧洲的东方主义学者们来撰写亚洲传播理论毕竟有其局限，眼下我们还需要先从传播的欧美中心霸权中超越出来，使人类传播尽可能地反映和体现全人类的精华传播理念，而达到这目标还有大量的象该篇这样的具体的研究需要做。
二、欧美传播前沿理论的采撷
虽然传媒理论亚洲中心——随同其他非欧美中心理论的产生（Asante，2007）——之顺应时势必然。但毋庸讳言，现代的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伴随着美国的全盛，其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以及传播学家们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等，都在世界传播学界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Edmondson, 2008 ）。尽管欧美传播理论的强势曾造成非欧美国家和地区未能在人类传播研究方面发展本土视角、本土方法——因为从欧美进口理论与方法成为通行的做法，长久而来所谓的“人类”传播理论贴的是欧美的标签——但欧美传播理论当初乃至今日对整个国际传媒理论的开拓润泽之功仍不可没，何况欧美传播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地自我批判和更新、滔滔向前。本书中也选译了6 篇正统型的欧美传播论作，并在采撷过程中特择能够与中国传播理论引鉴相照的学术论文，以成一组织板块：本部分的第一篇是美国拉福特大学荣休教授、著名沉默传播专家托马斯·布鲁诺（Thomas J. Bruneau）的《美国人如何运用沉默进行传播》。对沉默加以研究，会开辟许多理解人类传播的新途径，对于此，东西方都无异议。东方人对“韵外之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古来即颇为上心。传播术语所谓“高语境”也往往指陈东方，而习惯上认为美国人少有沉默。但据布鲁诺教授研究，要与美国人交流，了解他们使用沉默的方式非常重要。对“大多数美国人/美国公民通常如何使用沉默（silence）、多重沉默（silences）和使人沉默（silencings）来进行传播”的问题，以前尚未有所涉及。该文首次尝试简要论述该领域。编译者因个人对此学域的关注，曾多番就此与布鲁诺教授信件往来，在个人做研究的过程中颇得启发。东西方研究的不同途径，确实可以相互生发，所以这里又应了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的中心化过程中，能否借鉴西方模式研究东方传播，什么是多元文化并存相生等问题的思考。
阿拉巴马大学本部分所收录的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周树华（Shuhua Zhou）和沈玢的《文化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蕴涵》、《电视新闻的戏剧元素及蕴涵》两文也在欧美传播和非欧美传播中心的思索中颇具范例性。周树华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信息认知、媒介内容、形式和效应。他在国内时专业英语，为原广东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播音, 英语新闻组组长。和许多来自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涌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从事传播学科的学习与研究的青年学者们一样，他努力、学习学有所成，留在了美国的大学中任教。他熟悉美国传播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能灵活使用对西方新实证主义的阐释和对标准理论模式，而且在学会了用西方模式研究东方传播的同时，也把东方的一些传播思想和内容带到美国。陈国明的《全球化社会的新媒体与文化认同》和《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两文，更是在不忘本源的同时弄潮于欧美传播主流，阐释与分析全球化、新媒体与文化认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考察研究媒介教育的本质及
其在美国的施行状况。探求全球社会可共同遵守的伦理法则和教育，呼吁全球化人格的建立，追索具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大家庭的共同价值。我想也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响应真正的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智者言。
至于本部分中董娜 R.米勒（Donna R. Miller），戴维C.布鲁恩格（David C. Bruenger）的《文明的丧失：科技对文化与传播的压缩效应》一文，其被采集的原因是为了旁证和彰明欧美传播中心的学术圈内，也并非一成不变、没有紧迫感。他们也在不断地思索改进，他们对自己的批评有时候甚至达到严
酷的程度。
三、全球化矛盾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
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发展，这些都使跨文化传播日呈其必要性；而在全球化的矛盾（global paradox）——包括根文化认同与文化多元、大众性和独特性、世界文化同质化和地方文化异质化、传播的欧美中心的强势渗透和非欧美传播中心的觉醒强化的同步进行等背景下，既有的空间、时间、文化假定和人类社会的结构范畴与功能，已经并将会更加深层次地被突破。在当今和未来的非欧美传播中心发展、建立、超越的全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也只会日益彰显。所以本书专设了跨文化传播部分，共含论文四篇。
一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的《跨文化关系研究的超理论方式——以美、日两国的跨文化传播为例》，凯利是美国人类学家，1987年起即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95年起曾两度任系主任，并曾担任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职务。该文以作者在日本生活十九年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以案例研究的方式，说明跨文化传播中批判方式的有效性。作为西方人，也实属难得。
美国罗得岛大学劳拉·郭斯汀（Laura N. Gostin）的题名为《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学术之旅》的对迈克尔· 普罗斯（Michael Prosser）博士的采访，也收录在这一部分中。迈克尔· 普罗斯教授是著名的跨文化传播学者，也是跨文化传播学术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任对美国跨文化传播学有创立之功的最
初的三次北美会议的主席，是今天广为人所知的全美传播学会（NCA）国际/跨文化传播分会的首任会长；国际传播学会（ICA）跨文化传播分会的第三任会长。作为跨文化传播学者的他，在该采访中陈述了自己在不同的文化、国家、国际环境中大力拓展领域的一些个人经历；同时既从整体的传播学科的角度、也就特定的跨文化传播领域给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欧洲中心文化到非洲中心文化，再到亚洲中心文化——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先辈学者对拥有了真正的多元文化意识的自豪，也看到他作为跨文化者的成为世界公民的明确目标。
本部分有幸收录了另一威廉姆J.斯塔诺斯塔和陈国明《一个有关跨文化传播发展方向的对话》。全球化的矛盾刺激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活跃思维和多重探讨的开展，使之面临重要的转折和范式转移。两位学者的对话可引发对本领域研究的多重思考：比如中心性在提炼归纳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对多样性的排斥；比如双主位聆听的可行性等。确实，同一目标可以有多种到达的途径，在跨文化传播中切忌以自己的途径为唯一。正如这两位学者在讨论中所提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每一种途径都只代表一种看待现实的具体视角（Starosta & Chen, 2003），而我们无法通过单一的视角来获得现实的完整画面。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在两位学者的对话中，发见其对跨文化教育和培训作为有效的途径之一的重视。
收录在此部分中的最后一篇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传播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刘阳（Yang Liu）的《基于本土化之上的跨文化融洽交流——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的传播意图》
。作者潜心作评述，指出了《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编译者的希望，那就是目前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当先与国际接轨、既而再建学科的中国本土特。刘阳还援引了所评书集中语作结：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运行。坐在这小船上的人们只有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才能逍遥遨游于无限之中！
四、中国传播理论面向世界的机会与挑战
本部分原意在立足国际，收集他文化中的一些有关中国传播形象，以及全球化背景、国际传媒瞻瞩视野中中国所处的地位和被寄予的期望等，以求中国传播理论对自身的更全面了解和镜鉴勉励效应。本部分原也计划收录有影响的国际论著六篇，但因为出于全书的篇幅等考虑，今尚留存三篇：
第一篇是德国德累斯顿国际大学格雷戈尔• 米罗斯拉夫斯基（Gregor Miroslawski）博士的《中国大陆企业在德国的国际扩展及其市场进入模式中所体现的文化语境》，米罗斯拉夫斯基负笈求学美国、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多国，注意到大多数的当代研究在传播的欧美中心语境中，关注的是来自西半球的公司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比如研究考察西方公司到中国大陆时的市场进入模式等，而关注中国大陆企业不断加速的国际化进程却甚为缺乏。该文即以中国大陆企业进入德国的情况为例，来考察中国文化的基本因素及其对中国大陆企业进行国际扩展的影响、指导和提升作用。
第二篇是德国德累斯顿国际大学迈克尔·赫纳（Michael B. Hinner）教授的《一个关于中国人矛盾的感
知方式的探讨》，赫纳长期关注中国和西方商业文化的关系。中国的儒释道可以合一，不专执一端总是让西方人困惑，事实上一些中国人自己悠游自如的现象，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都是矛盾的。然而，赫纳教授意识到“近距离的观察会让我们发现这种表面的冲突只是西方的看法；对于寻求和谐与平衡的传统中国哲学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其论文字里行间向我们表明，西方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中国的泛泛的粗浅印象，而在向着微观或者说更加具体地了解中国的跨文化交流方向努力。说明西方不仅在意如何被中国这一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感知，也希望“更准确地感知中国、恰当地调整传播/交流活动，提高理解水平而避免传播/交流错误”，从而能将商业交易活动转化成互利的商业关系。
本部分也是全书的最后一篇论文，是美国波尔州立大学詹姆斯W. 契斯卜若（James W. Chesebro）教授等的《策略力量的转变与国际传播理论的本质》。契斯卜若系前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主席、东方传播协会（Easter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席。曾担任多种重要传媒学术期刊的主编。著述丰厚，在西方传媒学界颇具影响力。该文是他对1996年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上所做的主席发言——“在多样中统一：多元文化主义，负罪/受难与一种新的学术导向”的发展延续。作为一位国际传播的学者，他当年就已经提出了不少颇具前瞻性的观点。其时，作为主席的他就呼吁美国全国传播学会必须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出现，必须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一种可以“激励”并“联合”“学者”的体系，并以之作为其任务与计划的“中心”。本文中更是提出：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对传播活动的特性加以归纳，多元文化主义都是基本而必不可少的研究
框架。在现收译的这篇论文中，主要探讨的是策略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大规模转变，以及探讨这种转变对跨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本质与发展方向可能产生影响的影响。该文指陈了以往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对亚洲传播的独特性与重要性的忽视。意识到一直来西方文化被认定为有关传播标准、惯例和成就的模式及规范的唯一来源。文章中还指出：“传播学学科一直以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所使用的传播模式来定义传播的有效性。而中国正在逐渐崛起、成为了有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如果传播学学科的历史模式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将会越来越多地视中国为国际传播活动有效性标准的来源或模式”。毫无疑问，他们自己也觉醒到了：在目前这样的全球环境中，“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肯定会带来大问题”。并慎重建议将其视角“从民族国家转向真正的以全球为导向”。他们甚至预见了：“从西方传播视角向亚洲传播视角的策略转变就会强调传播活动的暂时性、发展性及变化性特点”······应该说，该文中颇多精彩论述，但笔者感受最深的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有危机感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预见“策略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大规模的转变”，而中国如何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辩证大历史背景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地面对机遇和挑战，在传播的中心建立问题上，既能在强化中心中起到中坚作用，又能在超越中心的进程中大国风范、虚怀若谷呢？——整个世界都在观望。
综上，笔者已从四个部分，基本上依顺篇章次序，简介了《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全书所有的论文20篇。引荐过程中所提到的各篇的传播思想观念和论点，除特别注明的以外，均来自引荐即篇中，无需也未在前言内重复罗列出处。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作为全书的编译者前言，对国际
学者们的荦荦大言，珠玑之语和许多引人深思的卓越高见，多引而未发，留饷读者们自己，即便零星有所评议，也多点到即止，但求梳理导路，即已自足，未敢随意留连。当然，在全书篇章的选择和组织中，必然已经体现了编译者的传播理想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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