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与美国的海外传教
【内容提要】
众所周知，人们对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毁誉参半。赛珍珠的一生与美国传教事业的关系错综复杂，她为了挣脱孩提时期宗教信仰的束缚进行了艰难的斗争。赛珍珠的经历代表了很多人对传教活动的醒悟，人们开始质疑“向非基督教文化传播基督教是否有道德可言”这个问题。
【关键词】赛珍珠；海外传教；创作思想
=[译者按]作为传教士的女儿，作为曾经的传教士，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都因此曾经遭人诟病。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赛珍珠与宗教、教会和海外传教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环节，在有关她的传记中，对此也并没有过多的涉及，材料也不够翔实。我们认为，葛兰·华克的这篇文章，在赛珍珠研究中有3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它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记述了赛珍珠与教会的关系，特别是研究和分析了在1932年她做完著名的演讲“海外传教有必要吗?”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二，它详细研究了赛珍珠的一生与宗教的关系，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三，它特别提到了赛珍珠是如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看待宗教、教会和传教的，对我们深刻认识赛珍珠的创作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该文原题《激情传教的衰落——赛珍珠个案研究》，原载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美国的国外传教事业：北美文化史研究》。因篇幅问题，译出时作了删节。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
期刊出版的规范，本文的传教士的无能，即指没有能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一点在赛珍珠看来是传教士们所有缺点中最不可原谅的。在她笔下，这些人有时一开始就被描绘成平庸之辈，一因为不到其他工作而从事传教事业的狂热分子。福音传道者们初到中国时几乎对那里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待了多年以后也只是能讲结结巴巴的汉语。“你们把未经任何训练的年轻传教士们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完全陌生的国度”，赛珍珠快速且严厉地说，“他们要学习新的语言，要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要了解那里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而他们只有两年的时间……用两年的时间去学习四千年的文明!”
不容异说是传教士们普遍具有的另一项缺点。这一点大概经常表现出来，相较而言危害性也更大。赛珍珠声称，在中国，福音传道者们与生俱来的偏见使得他们甚至不去尝试站在亚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出于对中国人——不仅仅是单个人，还包括中国的思潮
和运动——的鄙视和缺乏理解”，他们甚至不去想像中国人对自己所传播的福音究竟是如何听之任之的，或者说，是如何抗拒的。问题不在于传教士们会在思想上比较狭隘地看待特定的某一点，而在于他们本质上就不容异说。他们因教派之间教义的细微差别而互相攻击，猛烈到如同抨击中国的各种宗教是异端邪说一般。“生活在这么一狭隘的、充满怨恨的传教士中间，我几乎有些痛恨基督教了”，赛珍珠不无辛酸地写道，“我从未见过哪些人像他们一样，去批判那些信仰上不能在方方面面与自己意见完全一致的人们。”
阿拉巴马大学
不容异说会滋生传教士们的其他缺点。赛珍珠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其中的教区最清晰的记忆就是，大家多少都有些自私。福音传教士们的行为使她震惊——他们喜欢争吵、心胸狭窄、虚伪、傲慢、懒惰、注重物质、自私，又十分幼稚——随你怎么看。宗教信仰就像是阳光下的放大镜，能把他们性格中细微的缺点加强、放大，直至成为其主要的性格缺陷。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骄傲。“似乎人类很难同时做到既恭敬谦卑又在职业上十分虔诚”，赛珍珠惋惜地说，“我们有谦卑的基督徒，却从没有谦卑的传教士或牧师。这是术语中的矛盾。”
传教士的无能与不容异说导致了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这一特性也是传教事业中出现的第3个主要问题。在赛珍珠看来，几个世纪的传教活动只是浪费在了贫瘠的土地上，毫无收获，这是不言而喻的。传教士们只是机械地将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规则宣讲了出来，并未认真考虑中国听众是如何接受和理解这些话的。《大地》的主人公王龙的例子就很好地表现出了传教士们的愚蠢和无能。小说中，王龙一生都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从未意识到福音传教士们的存在，对于传教的目的就更是一无所知。传人中国的基督教是“用来看的福音而非用来理解的”。传教事业在农民和精英中都失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中没有人皈依基督教，赛珍珠声称——这只能归咎于传教士们自己了。
对于过去，赛珍珠无法全然抛开。西方的基督徒若是真的重视自己的信仰，赛珍珠认为，他们就应该学着与人分享。当然，福音需要重新定义。新兴的传教士们也不再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不同于以往强调奇迹和苦难，现代的传教士们带来的是实用的技术和医疗保健、农业、教育、工程等各个领域的
人才——只是尽力济困扶危，救死扶伤而已。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人宣扬只有信仰耶稣灵魂才能得救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对此，赛珍珠早已想好了答案：“谁敢说圣经中要求传教士们只须动动口传播福音就可以了?不是只有先深入人们的生活才能让他们有机会真正理解圣经中所宣扬的一切吗?”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真正地信仰基督教并始终如一地去实践，外
人总能看出差别。对待妇女更加仁慈了，乞丐也会经常有饭吃，孤儿们也得到了悉心的照料。这种精神的力量从哪里来?来自于耶稣这个形象经久不衰的形象——不是耶稣，而是他这个形象——能够激起人类内心对崇高的渴望。
(三)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
至20世纪30年代末，对于传教事业在道德上进退两难的问题，赛珍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她又生活了近40年，写了几十部文学作品，却很少重拾这个话题。尽管赛珍珠自1934年离开中国后再也没能回去，她对中国传统的维护在这些年却与日俱增。曾经被其看作是罪恶的裹脚与杀婴的习俗在后来讲给西方的听众时，也被理解为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赛珍珠似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自由派、激进派或其他派别——的认同感都消失了。20世纪30年代末当战争横扫整个中国时，赛珍珠最初对在纽约成立的中国赈灾活动十分支持。但自从听说该组织与宗教有关联，她马上退出了，声称“不再与宗教组织有任何联系是给自己定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先前的传教士
看来，目前机构化了的教会，只不过是个为了组织的不朽而存活的组织罢了。尽管不愿意被称为无神论者，赛珍珠却强调说，“除了对人类的信仰，我不需要其他任何的宗教。”
思想成熟后的赛珍珠很少谈论海外的传教活动。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或许她觉得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十分荒谬了，或许觉得太痛苦，不值得认真地去驳斥。在1954年出版的第一部自传中，赛珍珠——面对着确凿的反面证据——宣称自己大学一毕业就放弃了那种希望通过传教活动改变他人信仰的想法，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已经看够了这项危险的事业”。虽然承认从小接受的传教士教育塑造了自己，赛珍珠如今却夸口说“我从未做过福音新教派的传教士，对这个想法也深恶痛绝”。成熟后的作家对基督教在海外的一切公开活动——医疗、教育以及传教方面——均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外衣罢了。她评价说，“这些厚颜无耻的行为直到现在还让我的灵魂抽搐。”
对于掩藏自己的过去，赛珍珠内心自然十分清楚，但她可能不明白那种最初的激情传教对她日后的观点和行为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之后，赛珍珠将其中的一大部分专门用来发展慈善事业，譬如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领养机构，并创建了一个项目帮助那些美军士兵与亚洲妇女所生的被遗弃在海外的美亚混血儿。跟同时期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很像，赛珍珠几乎成为了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职业评论家，不断谴责美国在国
内实施种族主义，在海外推行沙文主义。
二、对赛珍珠人生的解读
赛珍珠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变化呢?
从广义上讲，有一点至关重要，即赛珍珠与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许多基督徒一样，面对着现代思想的冲击，他们放弃了年少时的宗教信条。对于某些人，这是痛心的放弃，对于另外一些人，又意味着可喜的自由，对于所有的人，这却是接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哈佛学者威廉·欧内斯特·霍金(issions)中概括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由非神职人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基本结论证实，赛珍珠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孤单，她有很多同伴。那时候，海内外数千的基督徒开始对改变他人信仰的传教活动有了新的看法，其中，好的是把它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最严重的，还把它看作是道德上不可饶恕的行为呢。
到此，事情变得复杂了。很多所谓的传教董事会成员——那些接受过完好教育、家境殷实，由传统教派派送出来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改变，而且正是朝着赛珍珠所期望的方向在改变。对他们而言，《重新审视海外传教活动》一书与其说是号召人们进行宗教改革，不如说是对传教方面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所进行的概括。20世纪20年代出现于西方的神学方面的新观点以及中国政局的混乱，都要求传教工作采取更为合适的策略。“地狱”这个词几乎从传教士们的词汇表中消失了，在每周一次的布道中更是不再出现。传教活动的负责人决定将基督教的精髓与其外在分开。在国内那些有名望的教会里，传教士们谈论的焦点已经从以往对中国人的残忍以及奇风异俗的关注转为呼吁改善中国的
医疗、教育条件和提高妇女的待遇。简言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教会的负责人却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比身在远方的赛珍珠所了解到的要努力得多。赛珍珠当初若是想要留在新教派的传教机构为宗教方面的改革做些什么的话，她会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的。
以上的这些变化暗示出强烈的个人因素以及理性的怀疑，已经让赛珍珠的朝圣之旅偏离了宗教信仰的轨道。当她表示基督教的信条是不真实的，传教活动的结果也非众人所期望时，并不说明这位以前的传教士隐瞒了过去，而是说明关于她个人，事实要比她所认识到的复杂得多。总之，赛珍珠自己给出的那些理由，只能看作是众多原因中的其中之一吧。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赛珍珠对于自己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矛盾心理。哪里才是家?中国抑或美国?她最先学会的语言是汉语，除了孩提时代到西弗吉尼亚外婆家的农场做过短期旅行之外，到她去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读大学为止，赛珍珠的世界里只有中国。但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我在中国长大”，赛珍珠在自传中写道，“生长在一个世界，却又不属于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却又不是其中的一分子。”这种双重身份给情感上带来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具有相当规模的调查研究表明，传教士子女比同龄人承受着更多的青春期压力。有位专家称他们是“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children)。典型地在非西方的背景中长大，接受的却是欧洲或北美模式的教育，他们觉得自己迷失了。这些与本国文化有隔阂的公民，死去时仍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可以让他们放心地称为是自己的文化。
赛珍珠留下了其他更为隐秘的线索，告诉人们海外传教的日常生活如何侵蚀着她宗教信仰的灵魂。对于真实的或了解到的福音传道者的生活十分拮据的状况，赛珍珠的怨恨从未消失，此种愤慨一直延续到她凭借作品几百万册的销量变得十分富有之后。婚姻的不和谐也暗示着这是对其日后的观点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赛珍珠承认，与农学家洛辛·布克18年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们最终于1935年离婚。更重要的是，这场婚姻以及她在父母家的经历让赛珍珠对厌女症十分痛恨，并逐渐把这看作是基督教的通病。
赛珍珠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卡洛尔的悲剧，给小说家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苦恼。卡洛尔一出生精神上就存在严重的缺陷。对此，赛珍珠多年来都加以否认。但最终她还是承认，应该把卡洛尔送回美国永远安置在康复院里。1929年卡洛尔9岁的时候，赛珍珠把孩子安置在新泽西州的一家机构。这次分别在赛珍珠情感上所造成的创伤从未真正地愈合过。20年后，当她再写到此事时仍然觉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称“这种悲伤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天”。赛珍珠从未将自己摒弃基督教一事直接归因于卡洛尔的身体状况，但内心深处的“叛逆”却承认了这一点。孩子的离去把赛珍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耐力的考验。“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兴致了”，她后来回忆道。赛珍珠辞去了在教区内的联合教会(Union Church)担任钢琴伴奏的差事，也不再去那里做祷告了。最终，她又会重拾音乐，却不会再重奏圣歌了。用音乐去恳求一位看不见的上帝，现在看来似乎是“毫无希望成功的”。基督教和基督徒都不能让她从中得到安慰。历经苦难的赛珍珠认为，友善而仁慈的性情，不是源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苦难的磨炼。假若基督徒们对他人的不幸表示同情和关切的话，那也只是一次意外，而非信仰基督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