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译学见解
-—从《失败的经验》①谈起
朱江
摘要：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仅翻译一项，其造诣在海峡两岸是屈指可数的。文章讨论了杨绛先生《失败的经验》一文中涉及的翻译问题，从翻译的定义与标准、翻译的过程以及“翻译度”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杨绛先生独特的译学见解，以及其具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以翻译实践为根本的务实的翻译风格。
关键词：杨绛;《失败的经验》；翻译实践；翻译风格
谈翻译的理论或技巧，一本本十数万言或数十万言的著作不计其数，可是杨绛先生在唯一一篇谈翻译的文章《失败的经验》里用区区万把字，就把非常复杂的翻译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完全是出于经验，有感而发。“不靠空话撑腰，全赖经验打底，一种翻译的理论贯穿其中，看来杨先生的秘密，就在'平实'二字。”②杨绛先生认为:“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杨绛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平实心态，这样的务实作风，这样的处世哲学，这样的治学态度，取得了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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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及其译作
杨绛先生,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钱锺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其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有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古希腊柏拉图的《斐多》等，以及回忆录《我们仨》。杨绛先生译文数量不算很多，但其风格独特。她虚怀若谷，在《失败的经验》中说“翻译只是我的练习”。柯灵先生曾说过:“钱氏和夫人杨绛，伉俪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她兼擅著译，珠玉纷陈，而自谦为'坛下人'，意谓她游移于文坛之下，和《红楼梦沖妙玉自称'槛外人'相似。”③
杨绛先生的禀赋玲珑、纤巧，其创作贴近生活本身。1950年，她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学生英文小说课程，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她天性幽默，从她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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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译学见解
真》就可以看出。杨绛先生翻译的作品也是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爱好选择的。她首先选择非常适合自己趣味的、语言非常幽默且富有讽刺性的西班牙名著“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小癞子》先是杨绛先生从法译本转译为中文的,1950年初版,1962年重新修订。后来，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先后有了译本。她再对所有的版本进行考究，吸收长处,1979年，根据富尔歇•台尔博司克考证三种版本校订的西班牙原文本重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她翻译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一部“流浪汉小说”—
—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并于1956年出版。这部小说是深受《小癞子》的影响而产生的作品，无情揭露讽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种种现象。而西班牙著名小说《堂吉诃德》，最早曾由林纾节译为《魔侠传》,1959年傅雷先生由英文版转译出版。1961年，杨绛先生开始动笔翻译《堂吉诃德》。为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年近半百的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翻译工作停了下来。1972年，她才有机会重新着手翻译。其译作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说，中国的大明皇帝专差送信，请他来中国当西班牙文学院的院长，并把《堂吉诃德》作为课本，可是中国的皇帝没有想到送他路费，他又老又病，没有力气走那么迢迢长路。在他逝世三百多年后，堂吉诃德终于到中国来了，不是从法国改道的，而是直接从西班牙远道而来。1986年，因杨绛先生翻译了《堂吉诃德》等西班牙名著，西班牙大使以西班牙国王名义将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授予她，但她三次婉拒，因而有了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三个大使才请动她”的“典故”&在授勋仪式上，杨绛先生自谦说“得之有愧”，她简短的答辞，既幽默风趣，又闪烁着智慧之光。
杨绛先生的翻译成就在1950年代早期就得到著名学者朱光潜的赞赏。他认为散文（小说）的翻译“杨绛最好”&外国文学评论家董衡巽先生说:“五十年代读杨绛的译本就惊诧于其行文之流畅，用词之丰富，完全符合茅盾同志的要求：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疑地再现出来'，应认为是文学翻译中卓越的范例。”“杨先生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译者，在于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做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他推崇杨绛先生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认为“锲而不舍的学者自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④&杨绛先生近90高龄时翻译了柏拉图的《斐多》。德国波恩大学学者莫芝宜佳教授为其作序，其中写道:“苏格拉底第一个发现了个人良知，对他来说，这个内在的声音并不囿于个人，而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自然有不同的传统，但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论在西方或中国我们都应该感谢杨绛先生把《斐多》译成了中文”推动中西思想和意念的汇合和交流,《斐多》实在是一本最适当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杨绛先生的译文第一次让普通人走近了苏格拉底。”
二、杨绛的译学见解
杨绛先生的译学见解主要见于她的《失败的经验》一文，也具体体现在她的翻译实践和著名的译作之中&杨绛先生深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对待翻译的态度是明确的，既反对随意增减、扭曲的“
意译”，也反对生搬硬套的“死译”、“硬译”或“直译”&她认为翻译如同走钢丝，既要沿着钢丝的路线行走，又要拥有一些“容许运用技巧左右倾跌的自由”。在《失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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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
验沖，她总结自己对翻译的理解以及翻译的标准，仔细剖析翻译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学见解。
（一）关于翻译的定义与标准
什么是翻译？杨绛先生在《失败的经验》中说:“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说什么”和“怎么说”是一切表达的目的和途径，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原作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这段话的关键词就是:“不可有所增删”，“不可走样”和“照模照样”。
她把翻译比作“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
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蓄，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如果译者理解错了，就无法“照模照样”地传达出原作的内容、风采和神韵，这就是翻译。读者通过译本不但可以了解异邦的风土人情，而且还可以体会异邦的特殊的表达方式&一本外国的书译成中文，中国的读者能够理解并且欣赏而不误以为是中国人的著作，还保持了异国情调$这才是好的翻译”
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在推动这部作品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促进中国和西班牙两国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她的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1986年10月6日，西班牙驻华大使乌塞莱在使馆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代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和政府将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授予杨绛先生，表彰其翻译《堂吉诃德》所作的贡献。这都是因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包含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像光明一样”⑤，也是她所有译作的最好注释。
正是遵循这样的标准，杨绛先生在九旬之际，完成了柏拉图《斐多》的翻译工作。她在《斐多》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在后记中又言:“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
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者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这几段话充分体现了其严谨、务实的翻译风格，让人们不得不钦佩这位耄耋老人的“平实”之至。杨绛先生生性严谨，翻译作品虽然不多，但都是她坚持自己一贯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标准的产物。
（二）关于翻译的过程
杨绛先生在《失败的经验》中，仔细剖析翻译的过程。她说:“翻译包括三件事：（一）选字；（二）造句；（三）成章。”
在“选字”上，杨绛先生有独到之处。丰富的小说、戏剧、散文创作经验，尤其是她擅长的幽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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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讽刺的艺术手法，使她能体会到《堂吉诃德》的艺术匠心。精通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和英语、法语的文学作品，储备了大量的中外词汇，使她在翻译时能够得心应手。“选择最恰当的字”，就能够把原文的意思“如原作那样表达出来”。杨绛先生说:“译者需储有大量词汇：通俗的、典雅的、说理的、叙述的、形容的等等，供他随意运用。”否则,“那些文字只陌生生地躲在远处，不听使唤。”《堂吉诃德沖有一句话的字面直译是“触及他的本钱就触及他的灵魂”，而她的译文是“动了他的老本儿，就动了他的命根子”，多么言简意赅，恰如其分，充分体现了原作的风格、特。
关于“造句”，杨绛先生认为:“翻译得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一句挨一句翻。”“但原文的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的第二句'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因为临近的短句如果相混，会走失原文的语气和语意。”因此，翻译的时候不能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西文冗长，多复句，遇到较冗长的句子就要断句重排，主句可在前，可在后，也可在中间，各个部分的搭配要有技巧，不能遗漏，也不能增添&杨绛先生打形象的比喻:“好比拼七巧板，原是正方形，可改成长方形，但重拼时不能减少一块或增添一块板&”
除了“造句”，还有“成章”&在翻译过程中一句一句地重排，上一句与下一句连缀成章后，上下文是否连贯，即使是句句通顺无误，连起来也难免重叠板滞，有时还需要颠倒次序，删去重复。高明的译者，总要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简洁生动。在“成章”的环节，杨绛先生使用唐代刘知几《文史通义》（外篇）中的所谓“点烦”功夫。她认为“芟芜去杂，可删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点烦'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点烦”是她一贯的主张，不但身体力行，也在《失败的经验》里恳切陈述，详尽阐发。她曾对《堂吉诃德》译稿就做了一遍“点烦”，将原本八十多万的译稿点掉数万字，从而使译文更加凝练、流畅、生动。
（三）关于“翻译度”
杨绛先生创造了“翻译度”的术语来解释其遇到的翻译问题。所谓“翻译度”，就是一种语言“信”和“达”地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差别度。她认为“同一语系之间'翻译度'不大，移过点儿就到家了，恰是名副其实的'移译'&中西语言之间的'翻译度'很大。如果'翻译度'不足，文句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或是两脚朝天，或是蹩了脚、拐了腿，站不平稳&”同一种语系的语言从一种转化为另一种,“翻译度”不大，照着译过来就可以了&但西方的语言与汉语之间，差别很大，表达的方式和行文的顺逆都很不相同,“翻译度”很大，译的时候就要相应地给足这个"度”。
杨绛先生还说，有的译者“因为把握不稳，怕冒风险，以为离原文愈近就愈安全，也就是说, '翻译度'愈小愈妥；即使译文不通畅，至少是'信'的。可是达不出原意的译文，说不上'信'，'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愈小愈妥的表现”。她举出《堂吉诃德》里一句话可以有三种译文。第一种是“严格”按照原文句子的语序和标点的，在文字上可以说与原文贴得最近:
杜尔西内娅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幸福更有名是因为曾受你的称赞比了世界上最雄辩者所能给她的一切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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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
这句话大概是低度翻译，虽然是逐字逐句严格按照原文直译的&但“翻译度”小，文字上贴得愈近，意思上的表达就离得愈远。原文的意思表达不出来，也就谈不上“信”。
另一种是把长句断开，并颠倒了次序，稍增大一些“翻译度”:
您对杜尔西内娅的称赞，盖过了旁人对她的称赞，能为她造福扬名。'
这种译法稍好一点，但还没有涵盖原句的全部内涵，因为“缺少了一块七巧板”。柯灵
第三种译法，断句颠倒后，再度排列断句的次序：
杜尔西内娅有您的称赞，就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别人怎么样儿极口称赞，也抵不过您这几句话的分量。⑧
这种译法就补足了前两句的缺陷。重新安排后，虽未必字字句句忠于原文字句，但忠实于原文的含义，“信”得贴切，“达”得恰当&
本来杨绛先生在1966年就已经完成了《堂吉诃德》译稿的四分之三，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她在原有基础上又从头译起，最后一道“点烦”，一下就点去了数万字，其“翻译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⑨&杨绛先生1988年获香港翻译学会颁授荣誉会士衔，她的答谢辞中有这样一段话:“翻译大概是没有止境的工
作。译者尽管千改万改，总觉得没有到家。世界文学杰作尽管历代都有著名译本，至今还不断有人重新翻译，表示前人的译本还有遗憾&所以译者常感叹'翻译吃力不讨好'，确是深知甘苦之谈。表达不出原作的好，译者本人也自恨不好。如果译者自以为好，得不到读者称好，费尽力气为自己叫好，还是吃力不讨好。”*她在这段文字中连用了七个“好”字，看似简单，其实奥妙无穷”从这段答辞，可见杨绛先生绝对是“点烦”高手，再深奥的内容，她也可以用简约精要的文字表达出来。
三、结语
杨绛先生对翻译问题深思熟虑，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标准。她翻译的秘诀，就在“平实”二字。不说空话，完全依靠实践的翻译思想与理论贯穿在《失败的经验》中。《失败的经验》对于任何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或任何一个想成为翻译家的人来说“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⑪”杨绛先生对翻译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将永远感动着后人，她独特的译学见解也将深深影响着后人”
注释
①杨绛的《失败的经验"986年刊登在《中国翻译》第5期第23-29页中”这篇文章1996年收录在金圣华和黄国彬的《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第93-99页中”
②⑪郭宏安：《读杨绛文集：翻译的技巧》，http：〃tieba.baidu/f?kz=72862128,2009年8月8日”
③柯灵：《促膝闲话钟书君》，钱锺书研究》第1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
④⑨董衡巽：《记杨绛先生》，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121页”
⑤杨绛：《杨绛的答辞》，《中国翻译》,1986年第6期，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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