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谈艺录》背后的故事】
1939年夏，钱钟书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小住，时与友人冒效鲁过从。冒效鲁也是一个很喜欢谈诗的学者，他的父亲冒广生是近代著名诗人，与近代文人多有交往。在轮船上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这时两人同时又在上海，就也常与上海一些老名士如李宣龚、夏敬观、金松岑、徐森玉等酬唱，颇博得这些前辈文人的赞赏。如李宣龚《赠钱默存》：“石遗书等身，墨守不改辙。得君通其邮，意可中边彻。”金松岑《赠钱默存钟书世讲》说：“老夫对此一敌国，年少多才信不廉。”钱钟书喜与前辈诗人谈诗衡文，夏敬观给他的诗中有四句说：“年老衰飒似穷秋，差喜逢君许俊游。小坐谈深成史料，一笺誉溢走诗邮。”对他的学兼中西很佩服。冒效鲁知道，钱钟书不仅具有中国传统诗人深厚的旧学功底，更有传统诗人所不具备的西学知识，开阔敏锐的思维，是写诗话的最好的人选。冒效鲁极力劝说钱钟书写一部诗话，并说：“你这样把奇文妙语随风抛掷太可惜了，最好写成诗话，嘉惠学人。”钱钟书听了，觉得言之有理，也“颇技痒”，便想把近几年来发表的谈诗论文的文章收成一集，后再附上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上海小住后，他又到了蓝田国立师院外文系任教。在这里除了教课读书外，闲暇颇多，他便开始写作《谈艺录》。
蓝田小镇地处偏僻，战时物资非常贫乏。他用从镇上买来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毛边纸写，每晚上写一章，二三天后又在原稿上补充、修订，稿子的夹缝中、天地头，到处填写得密密麻麻。那时候有几位友人，如吴忠匡、徐燕谋、汪梧封等与他过从较密，钱钟书每写好一篇，即交给吴忠匡等读，然后再写。最先
写成了论陶渊明、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袁子才等章，他的朋友们都有过录本。到了1941年他离开蓝田时，已经完成了一半多的篇幅了。这时他身体不适，准备回上海疗养，
便用了几天时间，奋力把初稿誊清一遍，订成厚厚的一大本，在原稿上写了“付忠匡藏之”五个字，赠送给吴忠匡，自己就带着初稿走了。
从1939年至1942年，钱钟书完成了《谈艺录》全稿，然后簏藏阁置，不断地补充修订。没多久，誊清的稿子上又涂改修补上密密麻麻的细字，还夹了许多要补入的字条。万方多难，出版无期，一时还来不及整理出版。
钱钟书困居在上海，生活极为凄苦。抗战后期，钱钟书与杨绛的生活更艰苦了。当时暨南大学英文系陈麟瑞曾提出要聘请钱钟书去，但他如果去的话，就要顶掉原来的教授孙大雨的位置，钱钟书与孙大雨也是朋友，他宁愿穷苦，也不愿挤走朋友，所以他仍在震旦文理学院教课。杨绛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她的正式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钱钟书也兼做补习老师，靠几份薪水来弥补生活之用。这时杨绛的父亲年迈，钱钟书有了什么好吃的就弄来给岳父尝尝。他的岳父常得意地对人夸奖说钱钟书是“爱妻敬丈姆”（无锡方言，丈姆即丈人）。
时局动荡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钱钟书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痛苦郁愤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写给李宣龚的诗《酷暑简李拔可丈》中有一联说：“应指中天呼曷丧，欲提下界去安之”，就用《尚书》“时日曷丧，
予及汝偕亡”和宋代王令的诗“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表达了对侵华日军的仇恨，对国土沦丧，人民遭受罪祸，自己却无法杀敌报国、救民于水火的愧愤心情。
在这一段凄苦困窘、心情忧虑抑郁的生活中，钱钟书写了大量感时伤世的诗歌，增加了他诗歌的社会内容。这些诗作感情沉痛、忧愤深广，格律更为工细，最近于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体现出他学杜诗的成就，也反映了他这时生活的境况和思想的痛苦。试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首，如《中秋夜月》：
柯灵赢得儿童尽笑欢，盈盈露洗挂云端。
一生几见当头满，四野哀嗷彻骨寒。
楼宇难归风孰借，山河普照影差完。
旧时碧海青天月，触绪年来未忍看。
又有《故国》诗一首：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
壮图空说黄龙捣，恶识真看白雁来。
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
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开宗明义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实忧患之书也。”接着具体述说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写作目的，“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簏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可俟。古人固传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方将继是，复有谈焉。”在这种环境与心情下，思垂空文以自见，所以闭门著书。
在那个民族危机、国家多难的年代，生活上的艰苦固不必说，思想上的苦闷与忧虑更是深沉。日本宪兵会随时随地沿街抓人。朋友间见面，常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柯灵、李健吾、黄佐临等等都曾被日本宪兵抓过，谁也说不定哪一天会轮到自己。他的《谈艺录》也曾差一点被日本宪兵搜去。杨绛《客气的日本人》说过这样一件事：1945年4月间，两个日本宪兵（其中一个是高丽兵）突然闯入钱家。钱钟书还在学校上课，杨绛机警地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先请日本兵坐下，自己借沏茶的机会，跑上半楼梯上的亭子间把《谈艺录》稿本藏好。她知道，这部书虽是学术著作，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但用毛边纸写出的零乱的稿子却经不起日本宪兵粗暴的翻检。把稿子塞到安全之处后，她才下来与日兵应付周旋。她又悄悄地吩咐钱钟书的九堂弟钟泰，在大门口等着钱钟书，叫他暂时先别回家，到隔壁陈麟瑞家去躲一躲。由于杨绛机智地保护，此书手稿才得以躲过日本宪兵的搜查，未
被毁灭。
此书纵论中国古典诗文，从陶渊明到近代的不少诗家诗作，而重点放在唐宋和明清时代。著述此书，钱钟书参引了大量的中外文学资料，其内容之广博，实为空前。由于时局动荡，图书材料难觅，他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以及平时所做的札记，前辈、时贤也曾为他提供材料，如李宣龚、徐森玉、李玄伯、徐调孚、陈麟瑞、李健吾、徐承谟（徐燕谋）、顾起潜（顾廷龙）、郑朝宗、周节之等等都帮了他不少忙，“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初稿写定后，钱钟书自己并不十分满意，只是秘藏于室，时时补充、删削、修改。他也希望听听同行的意见，于是，他的初稿又常被朋友同仁借阅传看，友人观后，多所称道，一致怂恿他出版。当时开明书店的两位饱学先生王伯祥、叶圣陶听说后，征求钱钟书意见，把书稿要出来，准备在开明书店付梓，并商定由周振甫担任该书编辑。周振甫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钱钟书之父钱基博的弟子，国学基础扎实，深知钱钟书的学问。他为编辑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编辑《谈艺录》的过程中，他一一核校原文，并给每篇标立目次，以便读者翻检。周振甫的严谨认真的态度使钱钟书大为感动，从此周振甫便成为钱钟书的莫逆之交。
《谈艺录》1948年6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是钱钟书早年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著作，1984年该书又经钱钟书本人补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本书体现出钱钟书学问的渊博与治学的气魄，它采用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宋以降的重要的诗人诗作。
《谈艺录》是中国传统诗话的继续。有人往往惊诧于作者何以选用这种零散、简短、漫无系统的札记方式来论述理论性很强的主题，建议作者构建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钱钟书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地来看，不少人所构建的所谓的理论体系，往往经不住时代的考验，如一座大建筑物一样会随时代的推移而坍塌，但剩下的一些材料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不毁坏，这就是
中国诗话历久不衰的长处。同时，这种札记式的方式，灵活多样，可长可短，不拘一格，可以合情合理掉书袋，而不受整个框架的限制，非常适合他的写作个性。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材料，构成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山，他正可在此宝山中徜徉。但《谈艺录》和零碎的传统诗话又不尽相同，不可等量齐观。它在传统的诗话形式中包含了新的思维方式，它克服了传统诗话的经验式、漫兴式、欣赏式的缺点，由经验进而上升到理论，成为运用中外系统的理论分析与批评之作。它克服了传统诗话“见树不见林”和新批评家“见林不见树”的缺点。纵观整部书，实际上它构成了钱钟书一套独特而复杂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他对中国文学一贯不变的理论认识（可参见其《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的内容），无数的“小结裹”构成一个理论的“大判断”，“大判断”也蕴含在每个“小结裹”里。如他对黄遵宪、王国维的诗歌比较分析与评判，就包含了他对整个文学创新的观念。因此，可以说《谈艺录》又是传统诗话的发展与创新。钱钟书在这种形式中纵横古今，淹贯中西，对中西文学作“打通”式的研究，更是开一代风气。不可轻视《谈艺录》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占有的重要的地位，《谈艺录》是中国诗话的集成性之作。它总结吸收了以往诗话长处，却更系统，是以诗话的形式表达的系统的文学批评。据陆文虎《谈
艺录索引》统计，该书仅涉及的古代诗话，宋代有三十六种，金元十种，明代十五种，清代近七十种。所以有人说《谈艺录》是中国传统诗话的最后一种，《谈艺录》出而诗话亡，不无道理。夏志清则评价说它是中国诗话的里程碑。
《谈艺录》的地位与影响是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检验而肯定的。钱钟书以精炼的文言文写作，同时又不流于枯燥乏味。钱钟书的文章有地道的白话文，通俗洒脱；有纯粹的文言文，典雅精致。《谈艺录》属于后者。他的古文造诣在现当代可谓首屈一指，因为他从小就受到过严格的训练。他的文章从不做作，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有骈有散，不拘一格，参差错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