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现代性而来的文化集体主义
柯灵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性的起源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相关，而人本取代神本的本质是人成为主体，以主体的姿态和思维视角来面对整个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其中当然包括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兴起是人类社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和目的，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要素。这点对于中国作家产生了至深至广的影响，这为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文学创作的实践垒砌了一块巨大的基石。应该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引入，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创作的样态，这种影响在中国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不但不能摆脱，而且更深地嵌入中国作家包括散文的血脉中，并不时从他们创作的文字中溢出。
我们知道，“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一般地说，现代性中所谓的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态度，是立足于现代化对前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超越，其中它所强调的是现代性作为文明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和充分性等。由于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其所追求的是为人类普遍解放提供合理性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它必然体现出超越五四时期中国历史
与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而正是这种差异呼唤一种集体的力量来加以对抗，以集体的合力来实现我们自身的文化诉求与现实诉求，这就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推动力，也造就了中国文学百年的基本面貌。
五四之初，中国的文化诉求与现实诉求，面临的最切近的任务是以谋求个体的启蒙来唤醒大众的个体意识，以谋求民族的存亡来实现中国必然寻求的现代性结局。于是，中国走上了一条以东方的现代性来反抗西方的现代性，以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并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的建立为起点，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现代性目标发展，这是众多知识分子在面对当时严峻的历史语境时，集体做出的艰难而决绝的文学抉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使得在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成为关键的因素，而且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得在当时的中国，“救亡”成为最为紧迫也是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因此“启蒙”是必须服从“救亡”的需要的。而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单凭知识分子个人的鼓与呼肯定是远远不够，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化集体主义的呼唤与追寻就成为一种必然，而这种追寻是从一种对启蒙的热忱和信任开始的，启蒙所引导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一元论的确认，使得中国文学必然走向了一条集体主义的创作道路。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主义的批评理论来看，既然是一种启蒙的文学，这就要求文学艺术创作必然走一条大众化的道路，但是什么才是文学的大众化和如何实现大众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因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是从精英文化来的，而它所追求的目的却是大众化，其间的难度之大非少数知识分子所能够完成的。于是从五四以来直到之后相当历史时期的诸多优秀分子，必然在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明确意识，就是要完成文学大众化或者政治大众化的任务，就必然要进行政治革命，而这必须要有集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于是文化集体主义理论构想的形成就成为一种必然，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实践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有着其极大的合理性的。
2.散文创作的集体主义道路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现实处境的尴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余，并渐渐成为推进现代性文化与文明的阻碍，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即使在集体主义渐趋形成的背景下，也并未因此获得新的完整的发展方略，救亡中弥漫的绝望、愤怒、焦躁、失范的社会情绪，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一条革命化甚至是暴力化的文学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必然是一条集体主义的道路，否
则一切的诉求更是难以实现，于是文化集体主义的道路就成为中国百年历史和文化的主要道路。与之相关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于体革命和暴力的情有独钟，在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中国自身文化前进的特点或者一种无奈。
对于文学现代性集体主义的定义和构想，使中国现代时期的作家的创作必然呈现出一种橄榄核一样的面目，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既要重视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的维护和开掘，更要维护革命性的锋刃，又而撕扯甚至是背离的两种力量，最后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撕扯成外表粗大、内里虚弱的一种样态。于是，中国文学总试图从启蒙的神话中解脱出来，却总又转换成为一种自身堕入的过程，即当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就走向了它目标的反面，走向了它所企图反对的那边。于是启蒙就变成了对大众的欺瞒或者欺骗，变成了自我意识的枷锁，阻碍了作家独立的个体发展。因此，从五四以来直到现在的启蒙理性，并没有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成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的人，反而成为完全服从集体，失去了反思意识的集体主义化的个人，这种对启蒙的尖锐指控，至今仍然具有警醒的力量。
在此种样态中，中国现代散文也就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集体革命的激情和效果，它的发展
与繁荣，无疑是与对现代性的追求所负载的革命精神和与之相关的集体主义是分不开的。中国现代散文的革命化和集体化倾向，使得散文与其他文体一样，必然具备一种革命化功能的集体主义特性，于是散文家在创作的时候，基本是按照特有的社会思维方式，甚至是从政治思维需要出发，来实现“集体”的政治意图和目的，即使与之伴随涌现出的大量的“言志”类的散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一般而言，“言志”类的散文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他们坚持散文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个人化的文体，在写作中，大量书写自己个人的好恶与价值，倡导散文风格的冲淡平和，主张散文絮语化、闲适化，但他们的散文还是服务于一种时代的要求的，更离不开时代的鼓与呼，只要真正穿越进去，就会见到其中的革命的彩，集体的特性，无论是文体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近乎扭曲的情结，就是对于从西方引进的思想和主义的崇拜，从政治心态衍化过来的文化心态必然的结果是，崇尚某种抽象的革命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直到当下，这种心态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其中最大的影响是在革命化口号下集体主义在人们心中的落户与强化，它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文学的集体主义和创作的一体化。于是中国现代
散文从内容到形式从一开始是走在了革命集体化了的文学道路之上的，文学内部的变化充满了革命的彩，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无疑都具有这样的一种集体革命的倾向。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家，他们所举起的文体革新的旗帜，不光是针对自己的内心的要求，他们的行动更主要的是给予革命的集体一种前沿的示范功能，这无疑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引导意义，而且这种集体主义的革命诉求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大大强化了文学工具论的战斗性质和暴力倾向，于是散文创作的革命彩和集体主义彩就变得更加浓厚。 3.集体主义的沉沦与个体力量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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