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翻译及原文赏析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夜里在浔阳江头送客，秋风吹着枫叶和荻花瑟瑟作响，我和客人一起下马上船，饯别时，我们对举着酒杯要饮酒，却没有音乐助兴;我们将要分别，心中悲伤，纵使醉了也不能使我们尽情，在这行将分别时，只见广阔的江面上，沉浸着一轮明月。这时忽然听到水面上传来琵琶声，使我忘了辞别，客人也不想启程。
  依循着声音，探问这位弹琵琶的人是谁?琵琶声停了下来，弹琵琶的人似欲回答，却又迟疑不作声。我们将船移近，邀请她和我们见面，我们添了酒，重新张灯，重新设宴。经过
再三催请，她才出来，出来时还抱着琵琶半遮着脸。她才转动弦轴拨动琴弦，调整声音高低，顺手拨弹了三两声，虽然还没弹出曲调，却已流露出感情，一弦一弦掩藏抑制，音调不畅，托出幽怨的心惰，声声充满无限的愁思，好像在倾诉生平的不得意。她低着眉头，随手继续弹下去，说尽了心中无限的心事。
  左手手指在弦上轻轻叩弦，慢慢揉动，右手顺手下拨，或反手回拨。先弹霓裳羽衣曲，再弹绿腰曲。那粗弦发出的声音粗重，像阵阵急雨，细弦发出的声音轻细柔慢像私语：粗重的低音和轻细的高音错杂地弹着，就像大珠小珠落在玉盘上。有时像黄莺般婉转悦耳的鸣声，轻轻地在花下滑过，有时弦声低沉微弱，像泉水正呜咽地从冰下艰涩地流过。然后乐音凝结休止，如泉水结冰一般，由缓慢而断绝。这时使人觉得另有一种深藏的愁绪和憾恨产生;此时的静默无声的情境，更胜于有声。不久弦声突然弹出，就像银瓶突然迸裂，水浆四处飞溅一般。又像铁骑突然冲出，一阵刀交鸣的声音。
  最后在曲子终了，要收取拨子停止弹奏时，在琵琶的中心奋力一划，琵琶四根弦同时发出声音，像撕裂锦帛一样。这时四周的船只都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只见江心倒映着一轮皎洁的秋月。
  她被我这些话感动得站了很久，然后退回原位坐了下来，收紧丝弦，弦声转变成为急促;非常凄凉哀伤，不像先前弹奏的曲调，满座的宾客再闻弹奏，都掩面而泣，座中眼泪流得最多的是谁呢?要属我这个江川司马了，所穿的青衫官服都沾湿了呢。白居易的琵琶行
  如“序”中所说，诗里所写的是作者由长安贬到九江期间在船上听一位长安故倡弹奏琵琶、诉说身世的情景。
  宋人洪迈认为夜遇琵琶女事未必可信，作者是通过虚构的情节，抒发他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容斋随笔》卷七)，这是抓住了要害的。但那虚构的情节既然真实地反映了琵琶女的不幸遭遇，那么就诗的客观意义说，它也抒发了“长安故倡”的“天涯沦落之恨”。看不到这一点，同样有片面性。
  诗人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
  从开头到“犹抱琵琶半遮面”，写琵琶女的出场。
  下面的一大段，通过描写琵琶女弹奏的乐曲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
  如此绘声绘地再现千变万化的音乐形象，已不能不使我们惊佩作者的艺术才华。但作者的才华还不仅表现在再现音乐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形象的千变万化，展现了琵琶女起伏回荡的心潮，为下面的诉说身世作了音乐性的渲染。
  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异常生动真实，并具有高度的典型性。通过这个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们、艺人们的悲惨命运。面对这个形象，怎能不一洒同情之泪!
  作者在被琵琶女的命运激起的情感波涛中坦露了自我形象。“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的那个“我”，是作者自己。作者由于要求革除暴政、实行仁政而遭受打击，从长安贬到九江，心情很痛苦。当琵琶女第一次弹出哀怨的乐曲、表达心事的时候，就已经拨动了他的心弦，发出了深长的叹息声。当琵琶女自诉身世、讲到“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时候，就更激起他的情感的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写琵琶女自诉身世，详昔而略今;写自己的遭遇，则压根儿不提被贬以前的事。这也许是意味着以彼之详，补此之略吧!比方说，琵琶女昔日在京城里“曲罢常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
娘妒”的情况和作者被贬以前的情况是不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呢?同样，他被贬以后的处境和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以后的处境是不是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呢?看来是有的，要不然，怎么会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我”的诉说，反转来又拨动了琵琶女的心弦，当她又一次弹琵琶的时候，那声音就更加凄苦感人，因而反转来又激动了“我”的感情，以至热泪直流，湿透青衫。
  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七月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对于政治方面和诗歌创作方面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除了张弘靖、韦贯之两人以外，其余那些“素恶居易者”是些什么人?因为什么“素恶”?白居易为什么得罪了他们?这就要从白居易的有名的诗歌说起。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在他创作的实践中加以实现。他在元和初年，写下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著名诗篇，用诗歌作为武器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使得当权者有所警惕，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人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正是这个缘故，得罪了“
权豪贵近”“执政柄者”“握军要者”，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和不满。这些人暗中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对他或施明，或射暗箭;但因这时白居易正在皇帝跟前做翰林学士，虽“为奸人所排陷”，但有一道护身符保护，对他也莫可奈何，无从下手。而到元和十年，盗刺宰相这一公案发生时，白是一名闲官，不仅没有保护伞，而且曾经信任他的那位皇帝，对他的“直言极谏”早已厌烦了。这时，白居易的敌手们看见有机可乘，便一窝蜂地、集中火力对准他开炮，一个罪名不够，加一个，再加一个，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几年里，执政柄、握军要、掌大权的，具体是什么人呢?
  元和三至五年，三公中，杜佑是勋旧贵戚，时年已七十多犹掌朝政。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五首《不致仕》中对于七十以上高龄而贪恋禄位、不肯致仕(退休)的大官僚，讽刺备至，遭到杜佑(及其子孙和门生故吏)之忌，自是意料之中事。于是贞元末、元和初极为专横的一个方镇，《旧唐书》本传说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德宗对他亦无可奈何。
  总合上述各方面的打击力量，使得白居易在江州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其实，他们所加于白氏的罪名，都是捕风捉影，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是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的假案、冤
案。而罪名中，“伤名教”一罪，更是毒辣。
  所谓“伤名教”，具体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连作“人”的资格都丧失了的，还哪能做官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从现存的白集看，没有新井诗，宋代人也没有看见新井诗。至于赏花，白集中却很多，但据现存的白集看，元和六年白母卒后至九年补官前，白氏在渭村丁忧期间，所作诗不算多，基调大都是悲伤哀痛的，与其他时间的作品很不一样，也根本没有赏花诗。再者，他母亲堕井而死，并不是因为白居易不孝所致，这从白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唐代(比白氏稍后)及宋人关于此事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
  至于他的创作，经过被贬江州这次打击，“讽喻诗”确实少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鉴于揭露、讽刺的对象太多，树敌招灾，不愿再冒风险惹祸。二则，元和初年政治上略见转机，有可为之时，自己冒着风险写下的许多诗歌，还有希望在政治上起一点作用，收到一点实际效果。及至洞悉国情的上下内外、种种矛盾和黑暗，知道大势已定，无可挽救，个人不仅无能为力，而且遭到迫害，“讽喻诗”再写多些也没有用了，反而招来无妄之灾，何必
再干这样的蠢事呢!但是，经过这场灾难之后，白居易也并非“讽喻”完全绝迹，遇上重大事件，仍然要写几句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意见，不过，不用“讽喻”之名，也不像过去那么集中、那么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