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
March 2021No．1
*
——以美国华人为例
刘燕玲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美国；海外华人；双重文化；文化认同；华裔新生代［摘 要］论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个案分析，结合相关的理论解读，探析了当代海外华人双重文
化认同的基本特征。研究显示，海外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是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且具有复杂多元的
个体差异性的“购物车”式混杂型认同。美国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主要呈现混杂型特征，而“情境
性”的交替型特征并不明显；其“购物车”式文化认同的工具性和选择性体现在语言的使用和偏好、
宗教活动和价值观取舍等多个方面；其个体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体和代际之间，在同一体内部
也同样复杂多元，这是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和个人性格等微观因素建构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D634.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21）01-0045-09
Bicultural Identities of Contemporary Overseas Chinese： A Chinese American Case
LIU Yan-li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 China）
中美文化差异Key words： bicultural identities； overseas Chinese； hybridity； pragmatism； selectivity individuality
Abstract： Based on a two-year field study in San Diego, CA and Boston, MA, this paper takes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two areas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
r bicultural identity. After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irst-hand material collected in the field research, the author
proposes a “shopping cart” model of bicultural identity, which features hybridity, selectivity, pragmatism
and individuality.
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学界和社会的共识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具有较强的中华文化认同或双重文化认同，而华裔新生代一般具有双重文化认同或所在国
的文化认同。［1］可见，双重文化认同是海外华人最主要和最常见的认同类型。然而，当前国内学界
关于海外华人双重文化认同的深入研究尚嫌不足，实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笔者以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和波士顿两年访学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相关文献，试图从微观层面深入探析海外华人双重文化认同的基本特征，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收稿日期］2020-02-23；
［修回日期］2020-06-11［作者简介］刘燕玲（1973—），女，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国际关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认同研究和英语教学研究。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项目号：19BMZ107）之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编辑部老师和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一、相关理论和研究简述
与移民身份认同相关的理论有社会学界的同化理论（assimilation）、心理学界的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和人类学界的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ism）等。强调移民必须融入居住国社会、抛弃祖籍国文化实践和认同的传统同化理论早已被学界主流所抛弃，而新同化理论、分层同化理论是其新发展。［2］文化适应理论提出，移民体实际存在四种文化认同类型：同化、融入、隔离、边缘化。［3］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跨国主义理论则强调移民及其后代的跨国认同或祖（籍）国 认同。［4］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的跨文化心理学界从个体的微观层面出发，对双重文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继贝里（Berry）提出文化适应四种类型后，［5］学者们进行了很多关于融入
（integration）类型的实证研究，提出“二元文化/双重文化”的概念，对双重文化认同进行类型的细分。例如，伯曼（Birman）描述了包括混合和融入的多种双重文化认同类型，［6］ 菲尼（Phinney）等人最先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少数民族青少年（美国黑人和墨西哥移民）的三种双重文化认同模式：混合、交替和隔离（blended， alternating，separate）。［7］贝尼特—马丁内斯（Benet-Martínez）等则提出 “双重文化认同整合度”（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模型，其研究更加关注认知、情感和动力等个体差异对文化认同的影响。［8］沃德（Ward）等人也提出了混杂和交替（hybrid and alternating）两种双重认同模式。［9］
总之，跨文化心理学界对双重文化认同的类型、内容、测量方法及其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集中关注双重文化认同者如何管理和协调两种认同，这为移民及其后裔的双重文化认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验数据。但是，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人的身份认同具有情境性和流动性，即个体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情境，采取不同的认同策略或产生不同的主观认同感。例如，很多研究发现，移民或其子女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更强的所在国认同，而在私人场合下（如家庭中）则显示出更强的祖（籍）国认同。［10］因此，实验研究的结果可能更多地反映出受试者接受实验时的感觉或想法，而且实验研究的人为环境较为明显，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必须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加以验证，因此民族志的田野观察和研究十分必要。
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学界，海外华人文学界对文化认同的关注较多，但其研究方法一般是文本文学分
析法，其研究结论可以由社会科学研究加以验证。［11］在华侨华人研究学界，有的学者分析美加新华侨华人和华人新移民第二代的双重认同表现及其原因，［12］有的学者对二战前美国土生华人双重文化认同的成因也进行过探析，［13］还有学者则从人类学角度思考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文化认同，［14］ 等等。但由于深入开展田野调查的时间跨度较长、难度较大，海外华人双重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还相对有限。因此，笔者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012年2月—2013年2月）和波士顿大学（2018年9月—2019年9月）访学期间，特意对两地的华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调查中采取了亲身观察、活动参与及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考察其文化认同的表现、特征和成因。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拟就海外华人双重文化认同的基本特征进行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移民潮的持续高涨，主要移民接收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种族人口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美国为例，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一半，加州6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是第二个“少数民族占多数”（majority-minority）的州。［15］在东部马萨诸塞州，莫顿市（Malden）的少数民族人口也约占全市人口的一半，昆西市（Quincy）的亚裔人口则约占30%，［16］这两个地方已成为大波士顿地区的主要华人聚居地。国外学者认为，在这些主体族人口逐渐下降、而少数族裔人口持续激增的地区中，少数族裔的主要认同模式是双重文化认同。［17］本文认同这种观点。但是，深入分析发现，两地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具有以混杂性认同为主，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以及复杂多元的个体差异性等特征。
二、以混杂型或交替型为主的双重文化认同
跨文化心理学的学者们提出，移民的双重文化认同主要有两种类型：混杂型和交替型。根据菲尼等人的研究，混杂型文化认同者接受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认为自己具有同等的族裔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并为族裔文化感到自豪。他们认为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虽有差异，但两者并不冲突。交替型文化认同者却认为同时具有两种文化认同比较困难，因为其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和冲突。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自我认同，因此具有不太稳定的文化认同感，即根据不同情境做出不同反应的“情境性”。［18］贝尼特—马丁内斯等人用“双重文化认同整合度”来划分这两种类型，认为混杂型具有较高的双重文化认同整合度，而交替型的双重文化认同整合度较低。［19］陈国贲也分析过不同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几种结果，“混成化”文化认同类型就是其中的一种，但他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两种文化的差异。［20］
但一些学者指出，混杂型和交替型双重文化认同的划分法混淆了外在行为和主观认同的区别。他们认为，混合型是指双重文化者的主观认同感方面，而交替型是指他们的行为方式，这是双重文化的两个方面。但在很多情况下，个体的主观认同感和行为方式并非一致。［21］例如，莱维特和席勒就提出，必须区分移民的“归属方式”和“存在方式”：外在行为和活动属于 “存在方式”，而主观认同感属于“归属方式”。［22］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美国华人的文化行为和认同感大多呈混杂型特征，而交替型特征不太明显。也就是说，虽然很多美国华人认为中美两种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能够把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元素结合起来，而不是在不同情境下交替采用不同的认同策略。在美国很多地方，无论是有唐人街的纽约、旧金山和波士顿等城市，还是没有唐人街的地方，如加州的圣地亚哥郡，其实都存在令狐萍教授所提出的“文化社区”。这些“文化社区”包括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同乡会、同业会、校友会和各种联合会等。［23］下面以美国华人社区、华裔学生社团和华人移民家庭为例，讨论其客观行为和主观认同感的混杂型特征。
（一）华人社区
首先，华人教会是华人基督徒混杂型双重文化认同的最佳体现。因为很多华人基督徒一般只参加华人教会的活动，而不愿加入美国白人或其他族裔的教会。究其原因，一位华人牧师解释道：“因为华人教会保留了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因此，华人教会就给了他们一个家的感觉，他们来教会就好像回到了家。”［24］基督徒丁女士的回答是：“我也去过美国人教会，但在那儿我感到不自在，不像在这儿（中国人教会），可以畅谈，可以随便问问题。”当被问及华人教会牧师的族裔身份时，丁女士不假思索地说：“牧师当然应该是中国人了，因为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需求。”［25］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华文化和华人社区的认同感才是华人教会吸引华人基督徒的主要原因。换言之，西方基督教文化只有和中华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华人基督徒的精神家园。
其次，各种华人移民的专业社团也经常举办旨在宣扬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文化交流的活动。例如，成立于2010年的波士顿亚美会从2016年到2018年连续3年在市中心的波士顿公园举办亚美节，每年参加人数达到几万人次。亚美会的董事是几位活跃于当地华人社区的侨领，而亚美节的一大特是联合了意大利、韩国、越南和柬埔寨等族裔的社团一起举办活动，其合作伙伴包括意大利全国联盟、非裔联盟等。2018年9月的亚美节主题是“无边界”，［26］主办方邀请了波士顿旗袍协会、舞狮队、武术队、爵士乐队、韩国流行乐队、麻州本地摇滚乐队等登台表演。亚美会的这些活动和行为方式充分展示出波士顿华人混杂多重、开放自由的文化认同。
（二）华裔学生社团
华裔学生的社团活动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混杂型特征，体现出其独特的华美文化。笔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学期间，多次参加该校华裔学生的社团活动，亲身体验了华裔学生的混杂型双重
文化认同。在2012年秋季开学后华美学生联合会（CASA）第一次大会上，华裔学生举办了独特的华美文化表演。会议以中国的舞狮和锣鼓开场，华裔学生主持人操着一口地道流利的加州英语，介绍该联合会的宗旨及活动等。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文化元素和美国文化元素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体现中华文化的表演有中国民族舞蹈，还有充满中国味儿的小组名称：叉烧包组（Cha Sao Baolers）、虾饺组（Ha Gow Hustlers）、馄饨汤组（Wonton Souperstars）等。联合会开展的活动也都是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活动：春节聚餐、火锅餐会、麻将会、龙舟赛等，还有与其他地区或校内华人协会的联谊活动等。但是，大会的活动和气氛也显示出浓厚的美国文化因素：绝大多数上台讲话的华裔学生都是一口地道纯正的加州英语，有些跳着美国流行的街舞，身体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台下的观众积极参与，不时发出美式的呼叫声。大会最激动人心的活动是美式的“抽奖”（raffle draw）。［27］总之，从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华裔学生的这些社团活动充分体现出其双重文化认同的混杂型特征。
（三）华人移民家庭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根”的意识十分突出。中国人的家族或家庭是“根”的主要载体之一。以前的中国移民在海外挣扎求生，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叶落归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根”文化和“家”文化。［28］因此，家庭活动是个体文化认同最真实自然的表现。
田野调查发现，很多专业技术新移民家庭展现出混杂型的双重文化认同。例如，在要求孩子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很多新移民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非常“西化”，民主、自由和个性的发展是其家庭教育信条。例如，笔者到几户新移民家里去做客时，发现这些新移民父母并不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要求孩子叫“阿姨”或“叔叔”。吃饭时，孩子非常自由，可吃可不吃，也可以把食物端到房间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裔学生小陈的家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陈五岁时跟随来自杭州的父母移民到圣地亚哥，父母都是专业技术人士。在宗教信仰方面，陈爸爸信奉基督教，陈妈妈信仰佛教，而小陈自己则没有宗教信仰。在家里，陈爸爸和小陈喜欢并经常使用英语交流，而陈妈妈喜欢并一直说中文。小陈本身也是一个中美文化的混合体。他说自己是美国人，具有80%的美国文化认同，但他的行为和性格却反映出较强的中国文化特征：当爸爸打电话询问小陈的学校生活时，小陈对爸爸的态度非常恭敬孝顺；小陈的家庭观念也特别强。他说：“如果以后我自己装饰房子，我会买那种中国传统的红木茶几和沙发，它们很有古古香的味道！”［29］
总之，无论在华人社区和社团的层面，还是在以专业技术新移民和华裔学生为代表的家庭和个体层面，美国华人的文化行为和主观认同都呈现出明显的混杂型特征，而情境性的交替型特征并不显著。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华人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美两种文化糅合到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中，因此，自然而然形成了混杂型的双重文化认同。
三、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
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是思想和物质利益，其著名的“扳道工”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人类行为的利益选择性和工具性。韦伯在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的导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中写道：“利益，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
身份规定着这些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30］很多学者提出，现代社会中个体的文化认同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工具性特征。例如，斯威德勒（Swidler）认为，文化是象征、故事、仪式和世界观的“工具箱”，人们从这个“工具箱”中抽取不同的配置（configuration）去解决不同的问题。［31］卡米列里（Camilleri）等人也讨论了个体进行文化认同的调整策略，并提出文化“变龙”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体会根据社会情况转变其行为，并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选择出对自己最有利的文化内容，这是一种实用性的反应及“最大利益化”的方法。［32］
关于移民的文化实践和文化认同，一些学者采用“购物车”（shopping cart）的比喻来凸显其工具性和选择性特征。学者们提出，我们可以把族裔文化边界的构建想象成一辆“购物车”。“购物车”中的内容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象征符号、神话和习俗等，而这些文化“购物车”不仅仅是历史的遗产，“它不是一辆满载着历史货物而留给我们的购物车。相反，我们通过从过去和现在的商品架上挑选出我们需要的东西来构建文化。”［33］下文借用“购物车”式文化认同来指代海外华人双重文化认同的工具性和选择性特征，具体涵义是指海外华人既不全盘接受当地文化，也不完全坚持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海外华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进行选择，主动把两种或多种文化中的不同内容添加到自己的文化“购物车”中。
“购物车”式文化认同的工具性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上。在现代社会中，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必要的交流和谋生工具。因此，语言的使用和偏好虽然有文化认同的成分，但更多体现出实
用性和工具性的特征。例如，对于中文的学习，持新加坡护照和美国绿卡的苏女士说：“我们的孩子当然得学好中文了！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学中文非常有用，现在连外国人都开始学习中文了。”［34］而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刘女士却说：“我不在乎孩子能否学好中文，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学好英语才重要！”［35］刘女士和丈夫移民圣地亚哥只有几年，还没申请到美国绿卡。他们正处于安居和努力融入的阶段，因此选择了重视英文、忽略中文的语言教育，这些行为和观点凸显出语言和文化认同的工具性特征。
华人对基督教和教会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出“购物车”式文化认同的工具性特征。电脑工程师庞先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移民只有接受了基督教，才能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因为美国的文化根基就是基督教文化。”［36］对于他来说，成为基督徒是快速有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具和途径，因此基督教成为他文化“购物车”中的内容。而对于一些华人新移民和中国学生学者来说，去华人教会是为了寻求各种帮助或结交朋友，有些甚至只为得到免费的午餐或晚餐。在这些情况下，基督教或教会认同就成为华人移民满足某种需要或获取某种利益的工具。
“购物车”式文化认同的选择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海外华人对两种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和喜恶上。田野调查发现，很多美国华人经常从中美文化的对比中择其所好、弃其所恶，构建出其双重文化认同。以下是田野调查中所作的几个访谈记录：
“中国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中国人见面聊天时都会留个心眼儿，都会本能地筑起一堵墙，怀疑对方所说的话。而在美国这边儿，人际关系很简单，他们一般都很坦率，不会怀
疑对方，说话可以直来直去，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际关系。”［37］
“我经常回国，但国内的很多事情我很不适应。比如，国内很多人经常要出去和熟人或关系人吃饭喝酒应酬，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际关系和礼节，我很不认同。”［38］
“美国人朋友吃饭一般都是AA制，连结婚后夫妻都是AA制，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美国夫妻只要没有爱情，生几个孩子都会离婚，但中国人为了孩子还是会维持婚姻的。我
还是比较认同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39］
“我很希望我是一个中美混血儿，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两种文化背景了。我很羡慕美国孩子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可以到同学家过夜，放学后可以玩，可以很早就和异性约会，但
我的时间都给安排得满满的，要上很多课外班：钢琴、画画、网球等。当然，我还是很欣
赏中国文化中的重视教育、家庭观念等。”［40］
简而言之，在相对自由多元的美国社会中，很多华人采取了兼容开放的态度，从中美两种文化的“工具箱”中挑选出自己所需要或所喜欢的成分，构建出兼具选择性和工具性的“购物车”式双重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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