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斯人”之”微”释义商榷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王拱辰【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2-0268-02
其一、解释为”如果没有”这是一种假设，假设的前提是至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同谁一道呢？”这样翻译的话，那么就是说范仲淹不确定当今有没有同自己一样的像古仁人一样的人。那什么是古仁人是一种怎样的人呢？孔子在《论语》当中多有阐述，但最根本的就是爱民。孟子也多有阐述，核心也是勤政爱民，所以说古仁人就是勤政爱民之人。课本的解释就表明范仲淹至少不知道滕子京是不是和自己一样的属于古仁人的范畴。
其二，范仲淹认为古仁人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人。如果滕子京不属于范仲淹古仁人的范畴，就无法解释《岳阳楼记》中写的滕子京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
通人和，百废具兴的功绩。一个被贬谪之人能勤政爱民，把一方水土治理的如此和谐，难道不算是范仲淹所描述的古仁人吗？也就是说范仲淹古仁人的标准与滕子京的表现是相矛盾的，就无法正确的理解课文内容。
至此，我们当然还不能完全下结论滕子京就是范仲淹所认为的古仁人，还需我们从滕子京的生平来探究。
滕子京一生仕途大致如下：宝元元年（1038）滕子京调江宁（今江苏南京）府通判，不久徙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宋朝官吏大都是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谓州（今甘肃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不听都监赵询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结果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守军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
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后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解泾州之危。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边民心和边疆的安稳。
庆历三年（1043）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
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56岁。
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最高官职只是宫廷中“图书馆长”（天章阁待制），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也称不上文学家，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北宋诗人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宋史》滕子京传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无余财呀！这便是一个受诬贬官的结局。可悲的是，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人，受命“审讯”此案，他的调查结果却是“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可怜滕子京们已是遍体鳞伤，欲哭无泪，小人却在一旁暗自窃笑。
从滕子京的主要生平事迹来看，他还是符合范仲淹所说的古仁人的标准的。那么，会不会是范仲淹对他这个朋友不太了解而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呢？
从二人交往的史料看，这不大可能。滕子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朋友，两人同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
此外范仲淹多次出手援救滕子京。
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谓州（今甘肃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不听都监赵询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结果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守军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后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解泾州之危。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边民心和边疆的安稳。
庆历三年（1043），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滕子京在中国历史上本无什么地位，亦无显赫的名声，得亏了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才使他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而且还蒙上的一个”勤政为民”的美名。因为《岳阳楼记》一文中说他在贬官一级后，“不以己悲”，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把偌大的一个岳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至于《宋史》记载，滕子京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
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做到“勤政为民”，相反，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伎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一千文），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这不足以为信。
而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在《涑水记闻》中原文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不靠财政拨款，不搞集资摊派，而是靠催收州民捐献出来的烂债聚财，确实令人称奇。可见，“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也是可信的。
那么，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
那古楼上写着“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
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他却不能喜，“负大才，为众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楼上还写着“不以己悲”。他又何尝以己悲之？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此可见，范仲淹对滕子京这位挚友可谓知之甚深的。他不至于将这位勤政爱民的好官排除于与几一样的“古仁人”之列的。
再者，史东先生编纂的《简明古汉语词典》，将“微斯人的微”解释为“除了”，笔者认为这是可信的，以为这一解释可是上文所有疑问一并化解。
其实，范仲淹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有三：
其一，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二，是对朋友的鼓励；其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惟恐招来祸患。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耽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
参考文献
[1]《宋史·列传第六十二》.
[2]司马光.《资治通鉴》.《涑水记闻》.
[3]苏教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上课本（2009年6月第六版）
[4]史东先生编纂.《简明古汉语词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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