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元丰洛阳文人体的形成及交游活动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执政实行变法，一些朝廷重臣因反对新法而来西京洛阳担任闲职或退隐闲居，他们与洛阳士人一起优游诗酒，游园赏花，结社唱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交游体。其活动自熙宁四年（1071）富弼、司马光来洛阳始，至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司马光、文彦博、韩绛等赴阙离洛结束，历时十五年，其成员众多，包括富弼、司马光、吕公著、邵雍、文彦博、王尚恭、王拱辰、王慎言、鲜于侁、范纯仁、韩绛、韩维、张问、楚建中等二十余人，他们在洛阳的交游不仅与当时的政坛相关联，亦对洛阳文坛和洛中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对此洛阳文人体的形成及创作情况作以考论。
一、熙宁、元丰间众多名臣与士人会聚洛阳
熙宁、元丰年间洛阳文人体的形成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密切关系，一些朝廷重臣因反对变法或与王安石交恶而被排挤出朝，也有人自请来洛阳任职，他们与退居于洛阳的本地士人一起进行了广泛的交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文人体，这一体成员在熙宁和元丰年间既有连续性，前后也有所变化。熙宁年间体成员主要有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王拱辰、邵雍、程颢、王尚恭、王慎言、刘几等人。
司马光、富弼在熙宁变法前都曾身居相位，政绩卓著，在王安石执政实行变法之时，他们持反对意见。熙宁二年，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实行变法，司马光曾作多封书信与其极论新法之弊，要求废弃新法，在神宗任他为枢密副使时主张罢制置条例司，废除青苗、助役等法以利百姓，反对无果后多次上疏求退。富弼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主动请退，《宋史·富弼传》载：“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称疾求退”，[1]P10256其判毫州时青苗法出，富弼认为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所以坚持不行。因此，提举官赵济、侍御史邓绾以“格诏旨”之罪名请求将其付有司鞫治，于是以仆射判汝州，并于熙宁四年请求归洛养疾。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富韩公熙宁四年以司空归洛，时年六十八。”[2]《渑水燕谈录》P1260次年三月以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致仕，进封韩国公。[3]P5614元丰六年（1083）闰六月在洛阳去世。司马光亦与富弼同年来洛，“是年（熙宁四年）司马端明不拜枢密副使，求判西台，时年五十三。”[2]《渑水燕谈录》P1260直至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离开。吕公著于熙宁五年（1072）八月任职洛阳，《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八月载：“己卯，翰林侍读学士、判太常寺吕公著提举崇福宮，从所请也。”[3]P5758吕公著也是政治名臣，初与王安石相善，安石以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之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后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数用公议，列其过失，
以故交情不终。”[1]P10777熙宁二年，王安石行青苗法，时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极言其不宜，安石怒其深切。神宗使公著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言惠卿虽有才，可是奸邪不可用。神宗将此语语王安石，安石益怒，诬以恶语，使公著出知颍州。吕公著任职洛阳之初，神宗始欲令其归朝，公著以病辞，王安石恐其复用，故力排之。吕公著在洛至熙宁十年（1077）正月“癸巳，翰林侍读学士兼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吕公著知河阳。”[3]P6863王拱辰于熙宁五年来到洛阳，他在政治上亦与王安石不合，《宋史·王拱辰传》载：“王安石参知政事，恶其异己，乘二相有故，出为应天府。”[1]P10361元丰初年，王拱辰任武安军节度使之时，独抗言向朝廷言保甲之害，执政者认为其为沮法，他却多次上章不已。[1]P10361其“（熙宁）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还朝，兼中太一宫使。”[4]第77册刘挚《王开府行状》P112元丰元年（1078）再度退居洛阳，“公恳求闲退，章八上。元丰元年，检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宫使。赐金方团带，先茔得置寺，皆异礼也。归居洛阳”。[4]第77册刘挚《王开府行状》P112至元丰三年任北都留守离洛。[4]第77册刘挚《王开府行状》P112邵雍此时也于洛阳定居，直至熙宁十年在洛阳去世。《邵氏闻见录》载：“康节先公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至皇祐元年，自卫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迁居焉。”[2]《邵氏闻见录》P1817此时退居于此的洛阳士
人还有王尚恭、王慎言、刘几、程珦、程颢等。范纯仁《朝议大夫王公墓志铭》载：王尚恭“事亲至孝，虽假禄就养，不复有荣进意。……如此不去归乡里者，几三十年。”[4]第71册范纯仁《朝议大夫王公墓志铭》P350-351王尚恭于元丰七年（1084）八月卒于洛阳。王慎言于熙宁三年后退居洛阳，范纯仁《中散大夫王公墓志铭》载：“外除，年已逾六十”，即拜章求致仕。[4]第71册范纯仁《朝议大夫王公墓志铭》P361其元祐二年（1087）七十七岁时卒于洛阳，则其致仕应在熙宁三年（1070）后。刘几也在熙宁年间归洛，据《刘几墓志》：“居顷之，丐以文资归休，章前后凡十三上，除秘书监致仕。公之得谢，六十一矣。”[5]P69刘几卒于元祐三年八十一岁时，则其致仕归洛应在熙宁元年（1068）。程珦在熙宁新法实行之后“独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旋致仕”[1]P12713。程颢也于熙宁五年回到洛阳，[6]P404在此读书治学。程颢与王安石本友善，后来议论不合，熙宁三年三月，程颢上《谏新法疏》批评变法改革，“时介甫新法行，伯淳自条例司官为御史，与台谏官论其不便，俱罢。”[2]《邵氏闻见录》P1795
>王拱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