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
范仲淹《条陈十事》
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①,节省费用。后又指斥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因支持范仲淹而先后被降职,但是臣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48)三月,吕夷简罢相,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西北形势严重,京东、京西地区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并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②,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①,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 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议上》。① 指官吏因执行公务不当而犯的“公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行为,如贪污等。
王拱辰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败
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 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
“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的“虎翼”(禁军)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6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腐败,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
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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