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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次兴学
  宋代初始，官方忙于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地方割据势力，未开放地方官学的兴办，中央也只是继承了原来的国子监。到北宋中叶，统治秩序已基本稳定，于是先后有三次兴学之举：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
 
庆历兴学
  由范仲淹 (989-1052年)主持推动。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 ，主持朝政，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 ，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 呼吁兴学以培养人才。次年，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 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 ，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这项措施旨在避免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为应试举人取解的场所，进而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第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 、孙复主持太学讲席，将胡瑗 (993-1059年)的苏湖教法引进太学。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在苏州、湖州两地州学讲学二十余年，主持苏湖州学期间，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 ，”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最早的。
  第三、设立四门学 ，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
  第四、改革科举考试方法。科举考试先策论 ，后诗赋。
王拱辰
  庆历新政实施不过一年多，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毕竟促成了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一些改革措施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 
熙宁兴学
  宋神宗继位后不久，再次出现改革的政治局势，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材的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开始了内容更为广泛、深入的变法运动。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王安石  (1021-1086年)。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进士出身。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中，提出了涉及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系统改革方案。王安石认为，造成当时社会种种弊端(如：财力日困、风俗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不足，用人不当。为此，他在上书中提出了“教，养，取，任”的造就人才的四项纲领：
  “教”是培养人才。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要使“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这样才能培养出“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
  “养”是给人才以合理待遇。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要保证人才有充足的物质待遇，同时以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约束他们，对违反者以法制裁。
  “取”是选拔人才。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推荐、选拔，经严格考核，“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任”是任用人才。要根据人的专长任以适当职务，并“使之得行其意”，充分施展个人才干。只要胜任，就应保持稳定，不要频繁调动；如不称职，就应坚决罢免。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此后，朝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兴学诏令。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太学体制。熙宁四年(1071年)，在太学实施三舍法，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原无限定名额，相当于预科生或旁听生，后定额为700人。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100人。平时有品行（“行”）和学业（“艺”）的考察记录，每月由任课教师举行“私试”，每年由学校举行“公试”，外舍生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内舍。内舍生定员200人，每两年由政府派员与学校会同举行上舍试，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上舍。优等者荐入中书 ，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 荐于中书，直接作官，等于科举及第。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免发解、免省试的待遇，等于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三舍法的实行强化了学校的职能，使在校的学业与前途直接挂钩，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日常教学的进行 ，并使得学校教育的课业与考试更加规范化。王安石的长远目标是通过三舍法使学校取士逐步取代科举取士。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元丰二年(1079年)扩充太学为80斋 ，斋各5楹，每楹30人。外舍生扩大员额为2000人，内舍生300人，上舍生100人。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2500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为宋代太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第二，颁布《三经新义》 。为了统一经学，熙宁六年(1073年)设经义局 ， 王安石亲自修撰《诗》、《书》、《周礼》三经义。由朝廷正式颁行，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
  第三，举办专门学校，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熙宁五年(1072年)，复置武学。熙宁六年(1073年)设置律学。此外，还设置了医学，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设教授一员，学生300人。
第四、扩建和整顿地方官学。一是设置诸路学官 ，学官任免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教育，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朝廷还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 ，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1071年)，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为学粮，原有学田不足者益之，多者听如故。” 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崇宁兴学
  王安石辞职和宋神宗去世后，朝廷内部新旧两派展开了拉锯式的斗争，政策反复多变。到宋徽宗即位后，打起继承先皇（神宗）之政的旗号。崇宁元年(1102年)，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 奏请兴学贡士，朝廷随之发布一系列诏令，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州县普遍设学。县学亦置小学 ，在各地方学校也实行三舍法。县学生可升入州学，州学生可贡入太学。至此，形成了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分布的范围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兴学。
  第二，扩建太学。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 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屋1872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正式进入太学。上舍名额200人，内舍600人，外舍3000人。
  第三，以学校取代科举取士。由于天下已普遍设学并实行三舍升级制度，崇宁三年(1104年)诏罢科举，士人全部由学校升贡 ，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35人及第，以后又间行科举，与舍选并行。宣和三年(1121年)恢复科举旧制，但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四，兴办专门学校。崇宁三年(1104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崇宁时期的画学是中国古代惟一举办过的专门美术学校。